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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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　　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十五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二十圆至五十圆；下手十圆至三十圆；学徒一圆至十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钉书：本装一本五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5）

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１年加１圆，满两年加两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预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在航海时的读物，轮船到上海他们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清朝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所记：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三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圆而止，普通者亦三圆为率。记载门则二圆内外，此其大较也”（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周作人回忆：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００圆，１０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见《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大清著作权律》、《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200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始受到法律保障。　　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　　还是举鲁迅和柔石的例子来说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圆的书，分给你二十圆（陈注：当时上海各出版社所订的版税通常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圆，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圆，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圆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２０％，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民国以后，一般报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标准略有降低——　　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000字。1914年1月该刊创刊发行。　　1915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圆。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二圆至伍圆。”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前文所述之例。　　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刚来北京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关于上海新闻出版界经济收入的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忠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三百圆左右。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3）

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圆至三百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一百五十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八十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一百圆左右，交际费在外。　　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十圆左右。　　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四十圆，兼任者仅十余圆。　　有缮译，每名月薪约五十圆至八十圆。有校对，有译电人，每名月薪二十圆左右。　　本埠编辑亦可称城市编辑，亦为编辑部之要人，……其月薪约在八十圆左右。　　属于本埠编辑指挥之下者，有特别访员，月薪在四十圆至六十圆之间。　　有体育访员，月薪约在三十圆左右。　　有普通访员，每人月薪约在十圆至三十圆之间。　　副张（即副刊）均载文艺及滑稽之作，另有一编辑司之，月薪约六十圆左右。对于1912年至1927年间上海的报社的组织机构及各类人员“按劳取酬”的经济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全面的综述。此外，我还从当时一些具体人物的史料中，考证了实际薪金情况。　　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鲁迅全集》载有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稿酬标准。　　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２—３银圆；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银圆（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