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年的二月戊午(阳历三月四日),皇帝祭拜完大社大稷后,其余的祀典便全派人代理。
十月壬戌(阳历十一月三日)是西太后的华诞,即“圣寿节”,但原本依例举行的贺宴却告取消。这年的圣寿节恰与日本的天长节同一天而成为话题,临时取消令人匪夷所思。此时恰有###喇嘛前来献“方物”。所谓方物是当地的产物,据说是西藏的秘药。
在皇帝危笃之际,西太后下令将皇弟醇亲王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带入宫中养育。因光绪帝无子,西太后显然必须早做准备。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之弟,其妻为西太后宠信的荣禄之女,其母则是西太后的亲妹妹,西太后将入宫的三岁小溥仪抱在怀中,良久不舍放手,说了一句:“杀了我子(光绪帝),接着难道还要杀我孙吗?皇帝有名无实,岂非只是个终身禁锢的囚人?”
正往来于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孙文欲搜集最详尽的情报。在服部登送来的日本报纸之中,对此事的评论以犬养毅在《东京日日》上的预测最符合孙文的看法。
“不愧是犬养先生啊!虽然大致上说中了,但我的一些看法和他还是有些差异。”
读完犬养毅的谈话,孙文微微偏着脑袋如此说道。
——纵然西太后已死,但中央权力并不会剧烈动摇。革命派恐不易乘机行事。而亲王派与庆、袁的对抗亦不至于造成与列强之间关系的摩擦。
这是犬养毅的预测。
中国政界的泰斗李鸿章于一九○一年死去,据说他在“遗疏”中如此推荐:
——环顾宇内(指全国之意),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
袁世凯并非出身科举最高层级的进士,却能在四十三岁之龄便担任等同于宰相一职的直隶总督,可说是破格晋升。
光绪帝满腔热情进行的“维新”遭遇挫折,完全是因为袁世凯背叛所致。光绪帝因而遭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遭斩首。袁世凯的背叛行为便是将武装政变计划密告给西太后知晓。
西太后若死,遭幽禁的皇帝便将亲政,袁世凯必定难逃死刑。对西太后而言,等她自己一死,局势便有翻转的可能,被称为西太后派的宫廷大臣等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任谁都会猜想是西太后杀了皇帝。
各种谣言满天飞。
日本的《报知新闻》报道,据某清国通说,宦官李莲英唆使小宦官王某暗杀了光绪帝。李莲英是西太后的忠犬,深受光绪帝痛恨。
在天津发行的某法文报纸则报道,是袁世凯下毒杀死了皇帝。
在三岁皇帝及其父摄政王醇亲王的体制下,袁世凯的处境极为危险。摄政王难忘其兄光绪帝的仇恨。
摄政王之名为醇亲王载沣。
“载沣过于年轻。”孙文直呼摄政王之名——“好容易才去了外国,却只看到皮毛。如此反而更危险。对咱们而言更为有利,因清朝的体制会加速崩解。”
摄政王赴外国是担任使节团首席,前去为在义和团事件中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他生于一八八三年,此时(一九○一)仅年满十八岁。 此时载沣已在思考“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问题。
“既有宪法,那为何德国皇帝又能如此威严?”
听载沣如此问起,皇族中一人答道:
“那是因为皇室握有兵权。”
王朝的黄昏(2)
这话一直铭刻在载沣脑中。立宪已成国策,但在立宪之前必须先掌握兵权。这是载沣的结论。
根据公约,立宪的准备须在宣统八年(一九一六)之前完成。在那之前,必须掌握兵权。摄政王载沣所剩的时间不多,他感到焦躁不安。
西太后的遗言是服丧二十七日。载沣似乎迫不及待,免去袁世凯的所有职位——包括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命其回籍养痾。
袁世凯其实并无“痾”(难治之病)可养。一九○九年一月二日(清历为前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所下圣旨中,具体指出袁世凯患足疾。但他本人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染有此疾。
摄政王恨不得处决袁世凯,为兄长光绪帝报仇,但若如此做,可能引起北洋数镇(师团)造反。这样的确会酿成大乱,致使清朝崩溃。
关于清朝的军备,孙文当然做过研究。依计划,全国的军队将改成配置新式装备的所谓“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