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46部分（第3页）

孙震在战报中合计，滕县保卫战中阵亡官兵3000余人，负伤4000余人，其中41军占伤亡总数34，而伤亡主要集中在装备悬殊而决死抗战的滕县城防战斗中。

虽然日军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强大优势，但在滕县攻坚战和外围战中被手榴弹、枪弹和刺刀打死打伤的官兵总数并不比川军少很多，据统计，约被击毙官佐3200余人，士兵1500余人，击伤约5700余人。

也就在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战役前后，第二批出川抗战将士又迅速组织起来，从大后方的巴山蜀水冲出夔门，拼搏于抗日怒潮的涛头浪尖。

据何应钦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八年抗战期间，地处大后方的四川全省（含今重庆市），出川抗战将士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高居各省之首。

虽然这些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川军将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能在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中刻下自己的英名，但是，也正是这些赫赫有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将士们，用各自的血肉之躯和壮烈事迹，共同铸就了一个彪炳于中华民族抗侵御侮史册的不朽名字……义勇川军。

后记　《川军》创作缘起与心得

最初想到为川军抗战写点什么，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笔者到著名的抗战文物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先生那里去，他赠了一册新著《一个人的抗战》给我，并建议创作一部川军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之后，由于忙于工作和生计，只是收集了一些资料，迟迟未能构思和动笔。

2004年国庆期间，有缘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见到一篇从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民族魂——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转贴过来的首批出川抗战的122师少将参谋长赵渭宾烈士的家书，并因此结识了赵将军的后人赵令德先生。笔者为这封家书深深感动，文思泉涌，当即决定以此为缘，创作以王铭章、赵渭宾为代表的北路川军抗战将领形象。

创作得到赵先生的大力帮助，他推荐了一些重要资料，包括这封原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家书的复印件，和赵将军的照片等。本书稿在完善过程中，还得到杨毅、张兴典、李晔等好友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是本书最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滕州市政协、滕州烈士陵园和滕州市界河镇北沙河村北沙河惨案纪念馆也为本书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图片。本书在出版前还非常荣幸地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女士的题词鼓励，张主席的祖父系川军抗战时期的重要精神领袖、为全国各方面力量团结抗战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新中国首届国家副主席之一的张澜先生。这对于本书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

在整个资料收集、构思、创作、完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川军抗战其实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将军的故事，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史料的群体的历史，这个群体的身上，浓缩着当时的四川军民，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悲壮抗战历史，和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时的基本性格和奋斗精神。因此，作品中不顾对主角形象刻画的影响，尽可能地多提到了不少相关川军人物的真名实姓——其中不少都名不见经传。

在当年，从南京退到武汉，再退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当局，一再强调“忠勇”。这个“忠”字，是别有寓意的，骨子里不是说忠于国家和民族，而是忠实于“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一个领袖”。显然，如此政治意境的“忠”，与川军将士所内在的对国运的“忠”大有区别。于是，笔者决定用“义勇”给这个文学作品定位。这里的“义”，无疑是为国家存亡而英勇献身的民族大义、春秋大义。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的说法，就是“侠之大者”所崇尚的民族大义。

也正是由于这种大义，川军将士以一种莫名的大勇，非常理性地容忍了亲痛仇快的捉弄和屈辱，用难以想象的简陋装备，和单薄夏装，在北国严冬和春寒料峭下的冰天雪地之中，用血肉之躯，顽强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为赢得在抗战史上地位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

坦率地说，从纯军事角度上讲，笔者不认为滕县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打得像一般史书上宣传的那样很好，而是觉得它们在战略战术上远不如世界游击战争经典的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样相对智慧、周密和战果卓越。笔者估计，如果当时整个战区的指挥更好，汤恩伯军团能像川军驰援山西和鲁南那样积极抗战，或者像张自忠军增援临沂那样策略和顽强，而不是消极增援、积极撤离，台儿庄大捷多半会提前为滕县大捷，甚至滕县至邹县一带的山地大捷，滕县、临沂和台儿庄的战斗都不会像后来那样伤亡惨重，战果也会强于台儿庄大捷的实际成果，甚至后面所有战事和历史都可能改写。

也正因如此，与很多关于滕县抗战的史料和评论大相径庭，本文学作品并不特别强调众多川军将士在浴血滕城时的“城亡与亡”，而是尊重所接触到的客观史料，不为尊者忌讳地揭示了死守孤城的无奈、悲壮和特殊历史地位。

川军22集团军驰援鲁南的主要贡献在于，先是非常及时地抢占到了临城和滕县，日后又拼死阻滞了日军的大举进攻，两次挽救了势在必失的徐州，大大延缓了日军的侵华速度，并进而深刻改变了日方的最高侵华战略和侵华命运。特别是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新发现，川军在抗战史上的实际贡献和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

种种残酷而悲壮的战争前景和历史命运，已经在滕县战斗之前、赵渭宾在太原写的家书中悲愤地和充满希望地预言到了。

这封信令人感动的地方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其中明确地展现出一位洞明时势的川军将领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因军阀混战所致国家危亡下的无数悲壮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一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因积极抗战和卓有成就而深得民心，并因此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一是北路川军由于和八路军的特殊交往而大受裨益，抗战精神、抗战作风以及战斗力都明显提升。

留意这三点，或许有助于读者透过历史的部分片段，去感触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复杂微妙，并进而感悟深刻影响民族兴亡的历史真谛之所在。

总之，笔者深信，中国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以及川军拼死卫国的大义大勇精神，是龙的传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任何对中国的新的侵略图谋和汉奸行径，都应该及时给以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命运，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悲壮，和平崛起于新的世纪。

夔剑

2007年5月26日

附录　忆先父赵渭宾烈士（赵世诚）

先父讳渭宾，字象贤，1894年生于四川成都。“七七事变”前夕，先父在川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在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前夕的滕县抗日战役中，与王将军一起壮烈牺牲。1985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先父为烈士。为了追忆先父生前事迹，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申请借出存放在本人档案中的一封信。这是1937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线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给我的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他对战局的看法和对我们兄妹的希望。几个月后，先父即在山东为国捐躯，此信竟成为对我们兄妹的遗嘱。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在我身边，直到1956年我入党时才交给党组织。

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苦。为先父过早去世而哭，为先父奋斗一生而未能亲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哭……也不禁使我回忆起了历历往事。

先祖父是当时官办的制革厂职员。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多难之秋，中华民族濒于危殆。入学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学者李培甫、视祀怀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常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议论，少年时就埋下了“以身许国”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革命政权为防备清廷残余势力，组编学生进行军训，成立学生军，先父年已18岁，即毅然参加，次年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14年，他在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到属于国民党系统的熊克武部队任职，初任讲武堂教主官。1920年转入部队，在熊部第1师（师长喻培橡）任少校参谋。1924年随喻师参加讨贼（曹琨）军，部队屡为北洋军阀在步步所逼，被迫退出四川，驻防于贵州、湖南一带。不久，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北伐，先父调任喻师参谋长。之后，先父凭同学同事关系，在四川军界中担任幕僚职务，先后在28军11混成旅、川康边防军第2师、第3师、41军122师等部队任参谋长职，直到1937年出川抗战。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性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