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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 第四节（第1页）

绍圣七年六月一日。

这一天，宋朝太皇太后高太后应允了右丞相石越的建议，拜枢密使韩维为左丞相、吏部尚书范纯仁为枢密使，而以石越为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奉诏送于长景门外。

同一天，诏令以河东转运使章楶、京东转运使蔡京为宣抚副使，两府在河东、京东各设都总管司，受宣抚使司节制。

根据石越的建议，河东路设河东行营教总管司与雁代、太原都总管府，分别以府州知州兼河东蕃军都指挥使忠武将军永安侯折克行、河东路转运使章楶、观文殿大学士判太原府建国公吕惠卿为都总管；京东路设齐州都总管府，以齐州知州宋球为都总管。河北路则设前军、左军、右军、中军四个行营都总管司，另外改北道都总管府为北京都总管府，一共是五个都总管司。五个都总管分别是：前军行营都总管忠武将军姚兕、左军行营都总管游骑将军慕容谦、右军行营都总管定远将军田烈武、中军行营都总管宁远将军王厚、北京都总管大名府知府孙路。

在西军老将凋零之后——到绍圣七年，不仅仅李宪、种古、种谔、种谊、刘昌祚等石越曾经信用、重用的西军名将皆已故世，如燕达、宋守约、曲珍、高永能、苗授、王君万等这些或因为反对军制改革而被有意调离西军、或因为另受重用——或入典宿卫，或历官枢府，或管军三衙……总之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熙宁西讨，但却仍在西军中威名素著的将领们，此时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如本是西军中屈指可数的勇将高永能，军制改革后入典宿卫，然后历任天武、捧日诸军，官至侍卫马军司副都指挥使，绍圣七年虽然仍在人世，却已经七八十岁，早已致仕多年。

甚至，连与石越颇有嫌隙的高遵裕，此时都已去逝了……而在绍圣七年，被石越委以重任，出任中军行营都总管的王厚，在熙宁西讨之时，却不过是李宪的副将而已。

尽管平定西南夷之乱，王厚立下了功勋，但当面对与辽国这样的倾国之战时，若不设宣抚使，王厚的资历根本就镇不住河北诸将——他的官阶，不仅远远低于姚兕，甚至还不及田烈武；而以军中最重视的派系来说，虽然许多的西军将领都出自王韶、李宪门下，但在伐夏之后，西军却可以说是四分天下：王韶、李宪一系的将领固然不少，但种家、姚家以及一些派系色彩不浓的将领，也能各成一派。

种家“三种”虽故世，但种建中进入枢密院，种朴、种师中各领一军，其余如田烈武，吴安国辈，皆出自种家军，种家可谓势力仍存；姚家不仅“二姚”还在，各领禁军，姚兕的两个儿子姚雄、姚古，也颇有出息，姚雄如今已积功官至振威校尉，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姚古也在拱圣军任营都指挥使，姚家已有后来居上之意；此外如贾岩、张蕴等后起之秀，皆不可小觑。

这些西军将领，没有谁会安安份份听王厚调遣或者配合他作战。

河北五个都总管中，姚兕不用说，田烈武虽然曾经是王厚的部属，但如今却是今非昔比，官位比王厚还高——纵然田烈武乐意听王厚的，这中间也免不了会有芥蒂。孙路官位与王厚表面上都是正五品下，但孙路是文资，王厚是武资，算起来，他还是比王厚高一阶……算来算去，也就只有慕容谦比王厚官小点。

而且，这个中军行营都总管，免不了还要指挥前来河北参战的殿前司诸军。

因此，石越这个安排，是颇受质疑的。

虽然大宋的确有“官以委能”的传统，将品秩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不需要面对因此而来的种种麻烦。

尤其是在禁军之中。大宋的武官们听文官的差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若大家同是武官，资历官阶之类的，仍然是要摆一摆的。

但是石越仍然坚持己见，众人也只得听从。毕竟有了石越出外领兵后，河北诸将倒也不至于敢公然抗命。

不过，此时，在高遵裕死后继任泸州知州，一直留在益州监视、镇压西南夷的王厚，尚在奉命而来的路上，因为王厚在西南夷之乱平定后，并未典领禁军，直到五月初旬，枢府才想起征调王厚与戎州知州何畏之——后者虽然屡立功勋，但却是献策不用、官至昭武校尉便无论如何也升不上去了，虽然几个儿子都受荫官，两府甚至让他去做亲民官，也算是少有的优待，但对何畏之来说，却始终是郁郁不得志……当日征调王厚与何畏之，本意是想让二人入枢府参议军机，如今倒也算歪打正着。

而另一个都总管慕容谦，平定西南夷之乱后，遂调至银州，任银州知州兼横山蕃军都指挥使，此时统率着他麾下一万五千人马，刚刚走到新安境内。

当六月一日石越离开汴京时，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当他到达大名府时，第一支援军环州义勇可能也抵达了大名府——这是因为环州义勇只有一千骑，行军速度自然比其余诸军要快很多。

因此，这实在谈不上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但坏的消息却令人压抑——当天晚上，石越与呼延忠率领三千殿前侍卫班走到陈桥驿歇息时，从汴京传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噩耗——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于当天下午，在枢密院议事时，突然暴病而亡！

这个噩耗如同一片乌云一般，笼罩在陈桥驿每个人的心上，石越不必开口询问，只要看看表情，他便能知道，自呼延忠以下，每个人都将此视为一个极坏的征兆，虽然呼延忠治军严厉，让这些“羽林孤儿”们不敢对此稍加议论，但他们的士气，刚离开汴京，但低落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