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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1页）

第二部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的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的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象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的辞退了教职。因为姊姊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的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教一个象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作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的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象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式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辟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姊姊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片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的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慈悲，只有那种聪明象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你得时时刻刻的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般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倚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节的趋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起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的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的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的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里，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的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评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片妙。他挺天真的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象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拚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