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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打开咖啡罐，发现罐里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从炉子上端下锅来，把里面的水往地上泼去一半，然后用小刀把罐里最后一点儿混着铁锈的咖啡末刮进锅里。

上校一副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坐在陶炉跟前等待咖啡开锅，他觉得肚子里好像长出了许多有毒的蘑菇和百合。已是十月。他已经度过了太多这样的清晨，可对他来说，这天的清晨还是一样难挨。自上次内战结束以来过了五十六年了，上校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而等到的东西屈指可数，十月算是其中之一。

妻子见上校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了蚊帐。昨天夜里，她的哮喘病又发作了，人到现在还昏昏沉沉的。她勉强坐起身，接过了咖啡。

“你的呢？”她问道。

“我喝过了，”上校撒了个谎，“刚还剩一大勺呢！”

这时，镇子上响起了一阵阵丧钟声，上校早已把今天要出殡这事忘到脑后去了。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摘下吊床的一头，卷到门后的另一头上去。女人想起了那个过世的人。

“他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她说，“四月七号，正好比咱们的孩子小一个月。”

她艰难地喘着气，在喘息稍定的间歇里喝一口咖啡。这老太太简直就是由几块白色软骨构成的，靠一根僵硬、弯曲的脊柱勉力支撑；呼吸困难使得她问话的口气就像在陈述事实。直到喝完咖啡，她还在想那个死去的人。

“十月份下葬一定很可怕。”她说。可是上校没留神听她说话。他打开窗子。十月已经来到了这所小院。草木葱茏，地面上到处是蚯蚓拱起的小土堆，看着这些，上校的肠道又一次感到，十月这个不祥的月份真的来临了。

“我的骨头都返潮了！”他说。

“冬天了嘛，”妻子应道，“打一开始下雨我就跟你讲，睡觉的时候要把袜子穿上。”

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一直穿着袜子睡觉。”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上校本打算裹上毯子躺到吊床上去睡个回笼觉，可那破钟一个劲儿地响，终于让他记起了出殡的事。“十月到了。”他咕哝着走到房子中央，这才蓦地想起公鸡还在床腿上拴着。这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收拾到厨房去之后，上校到堂屋里给那架嵌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同那间窄小得让哮喘病人透不过气来的卧房相比，这间堂屋还算宽敞。小桌周围放着四把藤摇椅，桌上铺了台布，上面还摆着一只石膏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条满载玫瑰的小船，船上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身披薄纱的女人。

上校给钟上完发条，已经是七点二十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座腿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一小把玉米。一群孩子从破栅栏钻了进来，围着鸡坐成一圈，静悄悄地看着它的一举一动。

“别盯着它看，”上校发话了，“总这么看会把鸡看伤的。”

小家伙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有一个还掏出口琴吹起了流行曲。“今天不能吹，镇子上办丧事呢！”上校这么一说，那小家伙马上把口琴塞回裤兜，上校这才走进卧室去穿送葬的衣服。

妻子犯了哮喘病，白上衣没熨好，上校只好决定穿那件结婚以后只在特别隆重的场合穿过几次的黑呢外衣。他费了好大事才从箱底翻出了那件用报纸包着、里边还放了防蛀卫生球的衣服。妻子躺在床上，还在想那个死者。

“这会儿他该已经碰见咱们的阿古斯丁了，”妻子说，“他该不会把咱们在阿古斯丁死后的处境告诉他吧！”

“他们这会儿恐怕正在谈论斗鸡的事。”上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