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
而现在,就像矿物质沉积一样,在我的责任与义务中,一些更加坚固的东西在矿床中沉淀下来,而脆弱的感受已然渐渐流走——我要完成的是一份工作。我并没有变得冷漠,相信我。但这些起诉、审判、定罪的程序一直都在继续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滚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之下。我要演好我的角色。我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这个系统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分辨是非的系统,是一个本身也存在着善恶好坏的机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它的缺陷,而不是它的程序。有人觉得,在经过年复一年的起诉、审判、被告们来了又去的过程之后,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杂乱无章,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
我转过身,面朝着陪审员。
“今天,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承担起作为公民最神圣的一项义务,你们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这个任务不轻松,我知道。记忆也许会模糊,回忆也许会扭曲,证据也许会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些事情似乎根本没人知道,又或者,根本没人愿意说出来,但你们却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是在自己家里、在工作的单位、在你们平时会去的那些地方,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你们也许会感到压力,也许不想再努力,但在这里,你们必须坚持到底!”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让我提醒你们,一桩罪案确确实实发生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儿。这是一桩真实的罪行,它带来了真实的伤痛。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们它发生的原因,毕竟,人们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动机永远深埋心底。但至少,你们必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无法判断,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获得自由还是应该接受惩罚,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如果找不出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对公平正义还能抱什么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