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我们还是不得不让温德尔·麦克加芬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是对抗他父亲证词的唯一武器,于是,我们叫来了这个孩子。卡洛琳在庭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她穿了一套深蓝色的正装,米色的衬衫,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绸缎蝴蝶结,她站在温德尔旁边,温德尔坐在证人席的橡木椅子上,脚连地板都够不到,整个法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后来,你妈妈做了什么,温德尔?”
他要了一杯水。
“你妈妈把你带到地下室以后,温德尔,她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他说。
“是这个吗?”卡洛琳走到证物桌旁,桌上摆着一把满是油污的黑色老虎钳,老虎钳比温德尔的手脚还要粗。
“嗯。”
“她弄疼你了吗?”
“嗯。”
“你哭了吗?”
“嗯。”温德尔又喝了更多的水,然后补充说,“我拼命哭呢。”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卡洛琳温柔地说出了这句话。
温德尔便说:“她让我躺下。我拼命尖叫、拼命哭。我哭啊哭,但妈妈不准我哭。最后我还是自己躺下了,妈妈让我别叫了。”
温德尔一边说,一边荡着脚,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布娃娃。他按照卡洛琳和马丁利教他的那样,一眼都没有看他妈妈。在交叉询问的时候,斯特恩基本上没问什么,他只是问温德尔见过卡洛琳多少次,问他爱不爱他妈妈,这导致温德尔又要了更多的水。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倒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很熟练,或是情绪特别激动,而是因为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有一种感觉,一种真实、铁证如山的感觉,让人不由得不相信。温德尔用他的勇气征服了每一个人。
我代表区检察院进行结案陈词时,内心是那么激动,我朝前走去,却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充满了恐慌,我怕我会无话可说,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地为这个孩子辩护。我说:“他之前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绝望和不确定中,他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得到的却只有冷漠、残酷和折磨。”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陪审团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大概是庭审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连清理办公桌、回电话、看报告这些最简单的事,我都没心思去做,最后,我走到办公楼大厅,拉住任何一个随口问我案子进展怎样的人,唠唠叨叨地对他们说起了我们在庭上的辩词和证据。大概四点的时候,卡洛琳来找我,说她要去莫顿商场退点东西,我自告奋勇陪她一起。我们离开办公楼时,开始下雨了,瓢泼大雨,狂风把雨线吹得歪歪斜斜,充满了寒冬的感觉。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纷纷低着头。卡洛琳把她买的一个玻璃碗退了,然后我们又重新走回到雨中。风越刮越猛,卡洛琳在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大声喊,我们一起撑着一把伞,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她靠在我身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我们就这样走了好远、好远,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听我说。”我又说了一遍,“听我说。”
卡洛琳穿着高跟鞋,快到一米八,比我还高出两三厘米,当她把脸转过来时,差不多是在俯视着我。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虽然她积极锻炼、注重保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年龄,但这已经不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了,这是一张年过四十的脸,她的眼角可以明显看出擦过粉的痕迹,皮肤也透着一种憔悴、粗糙的感觉。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却觉得这样的她更加真实。这就是我的生活,而这一切正在发生。
我说:“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一句话。你那天晚上告诉我,现在还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摇摇头,好像在说她也不知道,但她脸上的表情却那么复杂,她抿起嘴,忍住笑。
就在这时,风又突然变大了,我拉着她躲进一条巷子避风。前面是格瑞森大街,两边的商店门口种着高大而茂密的榆树。
我说:“无论我的感觉有多么绝望、多么可怜、多么微弱,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的,是吗?难道是我疯了吗?我这样想是不是疯了啊?”
“我不觉得你疯了。”
“你不觉得?”
“对。”
“哦。”我说。
她还是那么妩媚地笑着,她伸出手,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回到了大街上。
陪审团在七点之前回来了,宣布温德尔母亲的所有罪名成立。雷蒙德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等着,结果出来后,他和我们走到楼下,接受媒体采访。在办公楼里,媒体记者是不允许在一楼大厅以外的地方进行采访的。采访结束后,雷蒙德带我们去喝了几杯。他还约了别人,八点半的时候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卡洛琳坐在酒吧后面的一个小包厢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得越来越醉、越来越恍惚。我告诉她,她是多么出色,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大概是看了太多电视和电影中的亲密场景,使得我们置身其中时,反而不知所措了。我们觉得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激情四溢的,应该是呼吸急促、四目相对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无与伦比、惊心动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