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8部分（第1页）

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春天到来，我的花草还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吧，怕风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发出细条嫩叶，很不健康。这种细条子不会长出花来。看着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运至院中，可还不完全顺利。院小，不透风，许多花儿便生了病。特别由南方来的那些，如白玉兰、栀子、茉莉、小金桔、茶花……也不怎么就叶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买来这些比较娇贵的花儿之时，就认为它们不能长寿，尽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时候落泪伤神。同时，也多种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夹竹桃之类，以期老有些花儿看。

夏天，北京的阳光过暴，而且不下雨则已，一下就是倾盆倒海而来，势不可当，也不利于花草的生长。

秋天较好。可是忽然一阵冷风，无法预防，娇嫩些的花儿就受了重伤。于是，全家动员，七手八脚，往屋里搬呀！各屋里都挤满了花盆，人们出来进去都须留神，以免绊倒！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夏天就有那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第六节　改造思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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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舍自觉改造思想，力图在创作上反映自己的新的思想境界。这是一代人痛苦、曲折的心灵历史。本节正是老舍复杂痛苦的心灵历史的真实记录，从建国初到老舍生命终结止。为了反映这个过程，本节不按时序安排。老舍从满腔热情地真诚改造始，到最终明白自己仍是个“资产阶级老人”，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他内心的无奈与焦急溢于言表，“改变思维方法”的思想改造运动令他难堪，令他不知所从，这正是他的痛苦与悲哀之所在。

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进行写作。这是个很大的收获。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变了写作的态度，而且改变了做人的态度。这就是说，我须站在人民里边，而不该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边，像从前那样——从前，虽然对人民也有同情，也想为他们说话，但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们的高，见识比他们的广，我须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不了我。到解放后，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是狂妄的。事实证明：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才有新社会的一切。作家除了接受党的领导，和向人民学习，便很难写出像样子的作品。作家不应是替人民说话，而是应该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看清楚这一点，人民与我自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作家不该自高自大。替人民说话的态度，也就是旧小说里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态度。一旦侠客而投靠“清官”，便变成了统治者的爪牙，如黄天霸了。说人民的话，可就不是这样“玩票”的态度；必须在思想与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的立场上。

一、向人民学习

以我自己来说，我虽没有什么专门学问，可是究竟读过一些书，而且会编写一些故事。于是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骄傲起来。一骄傲，就看不起人民，脱离群众。越重视书本，就越轻看现实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轻视人民的智慧。一来二去，把自己的知识和人民的知识隔离开来，以为自己的知识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无须去了解人民，从人民中吸收知识。这样，自己的知识本极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为师，去丰富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知识，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无知的程度，便不易维持住自己的优越感了。我在解放后，才有了这点认识。是嘛，看一看全国各处的从无到有的建设，就马上会明白，每一项建设都需要多少知识呵，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真是沧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来说，人民的斗争经验是多么丰富，党的领导是多么英明，我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样呢？这么一想，就不该骄傲，并且应下决心向人民学习了。

二、为人民服务

我生长在寒家，自幼儿即懂得吃苦耐劳。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这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难找到别的解释。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子里绕来绕去了。

这样，我就拼命去写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我对各种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不值得写的分别。我写话剧，也写戏曲；我写论文，也写相声。在我看，米麦和杂粮各有各的用处，就都值得耕种；笔耕也是如此。

在写作而外，我也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有一次，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善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些活动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应当专心写作！当时，我没有答辩，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写作；（那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这要是搁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谢那位客人，而觉得忙于社会活动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这发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应该参加那些活动①。这个事例或者也足以帮助说明，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新社会的关系没法摆正，处处别扭。反之，若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水乳交融，亲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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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舍写作而外有许多兼职，主要是：《说说唱唱》主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盲艺人讲习所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印友好协会理事。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中朝友协副会长。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文艺》主编。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与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联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老舍曾对兼职过多表示过看法，“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对频繁的社会活动，他其实内心是很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