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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很短的时间，负责审讯的刑警走出小屋子向刘思缈汇报：“那小子好像走路撞到鬼了，怕得不行，所以交代的也很痛快，说是个戴着墨镜、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人早晨用平实路的公用电话亭叫的快递，约好今天上午9点半就在电话亭见面，交给他一个纸袋，说是工艺品，让他用快递公司的纸盒包裹，付了快递费，并安排他在下午送到研究所来，其他的他就一概不知道了——看上去不像说谎。”

“看上去不像说谎”这个感觉得到了在场者的一致认可。

“这个大胡子的相貌有什么特征吗？”一直沉默的郭小芬突然问。

“有两个。”负责审讯的刑警伸出两根指头，“一个是他戴着手套，另外一个是他说话的声音似乎有点尖细，不男不女的，这让那个快递员感觉很好笑。”

如果大胡子戴着手套，那么尽管收信地址是他亲笔写的，包装盒上也不可能留下他的指纹了。但是一个雄性激素如此发达、以至于满脸大胡子的人，为什么说话声音却“不男不女”呢？这当然很容易让人想到“化妆”这两个字，可是化妆和声音的反差如此之大，很容易被人注意，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人关注到自己“化妆过”这一事实呢，郭小芬百思不得其解。

刘思缈思忖了一下，对警员道：“你带那个快递员去一趟平实路，让他指认一下那个电话亭，在附近察看一下有无摄像监控，如果有，联系有关方面尽快拿到监控视频。”然后拿起那个包装盒，用裁纸刀裁开透明胶条，打开了盒盖，从里面拎出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袋口也是用透明胶封好的，刘思缈轻轻摸了一下，又长又硬的一根东西，似乎是扳手或树枝，可是既没有那么重也没有那么轻。她把牛皮纸袋的外层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线索之后，再一次拿起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沿封口裁开，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很长的一根骨头。

仿佛是从白垩纪的地层里发掘出来的，周身浮动着一层灰惨惨的光芒，干净得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阵目眩。一根骨头，代表着生命的一截，这一截在生命还未终止时，是隐藏在皮肤、血管、组织、肌肉最深处的支撑物，偶尔的折断和稍微的出露，都会带来酷烈的创痛，证明着生命中最坚硬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而现在，此时此刻，它就这样单独、孤独、赤裸、凄惨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如此坦白而直率地告知：被它支撑的生命已经残缺或告终……骨头上面没有一丝血迹，却尽可以让人充分想见它曾经的鲜血淋漓——

在这个异常幽暗的下午。

明明知道没有机会，但还是要尝试一下。

刘思缈着手准备提取寄件人在骨头上可能留下的指纹。指纹分成两种类型：显性指纹和隐性指纹。无论是在泥土或蜡烛上按压形成的“可塑性指纹”，还是用沾有血液、墨水的手指留下的“可见性指纹”，都属于显性指纹，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例如用磁性刷）；而隐性指纹是指肉眼看不见但依旧客观存在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性指纹等），对它们需要进行某种处理或显影，才能显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指纹提取的方法越来越多，比如利用VMD（真空金属沉积）技术，甚至能在慈禧太后的裹脚布上提取到李莲英的指纹，但是犯罪现场的勘查人员还是喜欢那“老几样”：碘熏法、宁海得林法、硝酸银法等等。从一根骨头上提取指纹，刘思缈打算采用“凯瑟琳·弗林法”，这种以澳大利亚化学家凯瑟琳·弗林命名的方法，采用五氟化碘喷雾剂，可以让留在粗糙、多孔的表面上的指纹迅速显影。只是这种喷雾剂有毒，因此刘思缈亲自戴上一次性塑料护目镜和塑料面罩，走进验尸间，到验尸台上去做这个工作——验尸台上方的涡轮式换气扇可以将有害气体直接抽走，排出室外。

当刘思缈走出验尸间时，蕾蓉从她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一无所获。

“我越来越困惑了。”刘思缈的眉头皱得紧紧的，“那个大胡子快递给你这根骨头到底想做什么？跟上次的头骨一样，虽然上面留下了不少粗野刮削的刀痕，但剔除得十分干净，而且用白水煮过，做过裸骨处理，我们不可能在上面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又是一个没有谜面的‘谜’。”

“不。”蕾蓉突然摇了摇头说。

刘思缈望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他给我们留下了谜面，或者说，留下了谜面的一个片段。”蕾蓉从刘思缈的手中拿过那根骨头，“这是一根尺骨，就是人体前臂的两根长骨之一，从厚重程度上看，应该是男性的。你看这里，在尺骨的肘关节处有退化性关节炎赘疣，所以我判断死者的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判断的准确度在80％以上。”

即便再好的法医，想单单通过一颗头骨判断死者的性别，准确度也只有95％，而通过尺骨判断性别的准确度更低，通常都在80％左右。

“那又怎么样？”唐小糖还是糊涂，“这算什么谜面？”

然而刘思缈已经恍然大悟，原本弥漫着雾气的目光，刹那间已经熠熠如电。

“上次他快递给我的是一颗女性头骨，根据头骨上骨缝的弥合程度，我推断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而这一回他快递给我的是一根男性尺骨，我推断死者的年龄在40岁左右。”蕾蓉望着唐小糖说，“你明白了吗，他如果给我快递一块膝盖骨或者脊椎骨，我很可能会认为是上次那个女性受害者的一部分，而他这回快递的是一块可以辨别性别和年龄的尺骨，而且具有中年男性的明显特征，他就是想要告诉我：他已经杀害了两个人，并且还会不停地杀戮下去！”

第七章大网渐渐收拢

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洗冤录·卷之一（条令）》

楼门突然被推开了。

一个年轻的警察走了进来，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绿框眼镜，鼻头也是圆圆的，有点大的嘴巴不知是不是合不拢的缘故，总是咧着，看上去仿佛一直在笑。他看了众人一眼，径直走到蕾蓉面前问道：“您是……蕾主任？”

蕾蓉点点了头。

“我叫胡佳。”他伸出手与蕾蓉握了握，“我是区分局的，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案子，想请您帮忙做一下尸检。”

此言一出，蕾蓉便显得有些不快，但还是温和地问：“你们局长没有说我上个月培训时提出的要求吗？”

胡佳一愣，然后嚅嗫道：“没……没有啊。”

蕾蓉叹了口气。

一本《世界法医学简史》记录得很分明：在20世纪之前，法医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大部分是由案发地医院的医生兼任，尸体一经发现，直接送到医院解剖，所以他们的工作也被称之为“手术室尸检”，直到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出现，这位大英帝国内政部的高级病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尸检应该在犯罪现场完成，这样才能结合现场状态对死亡原因做出更科学更准确的判断，因此被称之为“现场尸检”。

而今，比较规范的尸检应该分成两次完成，犯罪现场一次初检，再将尸体带回相关机构复检。但是在我国，这一点有时执行不到位，一来办案刑警嫌犯罪现场多了个法医碍手碍脚，二来部分法医也懒得外出，喜欢坐在解剖室里“坐以待尸”，这就导致只有一次“手术室尸检”，致使许多本该在现场提取的法医学证据被遗失或破坏。

为此，蕾蓉多次呼吁，涉及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勘查，必须有法医参与。在上个月市局举行的高级警官刑侦技术培训班上，被邀请授课的她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谁知竟被当成了耳边风。

蕾蓉从胡佳手中接过标记有“JSH…SJ…46”的尸检申请表，看了一下公章，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程序，这时，待检尸体应该已经由后门的专用电梯送到二楼的解剖间了，她抬腿就要往二楼走，马笑中却拦了一道，歪着嘴巴对胡佳说：“你区分局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分局上百号人，你怎么可能都认识。”胡佳说，依旧一副笑模样。

“你还真别说这话，分局就没有我马笑中不认识的人，食堂里的蟑螂我都能叫出它大名来。”马笑中大拇指一指鼻尖，“那你知道我的姓名么？”

旁边郭小芬吭吭地咳嗽。

胡佳扶了扶眼镜：“望月园派出所的马所长嘛，大名鼎鼎的，哪个不认得？”

“好了。”蕾蓉皱着眉头打断了马笑中的诘问，“你和小郭到底找我什么事情啊？要是不急就回头再说吧，我要赶紧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