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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1页）

盖苏文头昂得高高的，不理这一套。玄奖见说不通，只得返回长安，奏于太宗，太宗拍案叫道：

“莫离支杀君，虐用其下，我出师无名哉？”

太宗摩拳擦掌，就要议出兵的事，谏议大夫褚遂良谏道：“陛下指麾，中原清晏，四夷臣服，威望盖世。今欲渡海而伐夷，若指日克捷犹可，万一蹉跎，伤威损望，今兴忿兵，安危难测。”兵部尚书李祐平生喜欢打仗，一听说太宗要讨伐高丽，不觉技痒，跃跃欲试、他端了端玉带，移步上前，慨然奏道：“往昔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止，致使北鄙边陲，久未宁静，后以陛下天威，方灭薛延陀。曩用陛下之策，北鄙久安矣！臣年且垂垂老矣，尚可上阵一搏，陛下若发兵东征，臣愿为前部先锋！”

太宗一听李祐支持他东征，觉得振奋，对群臣说：“征也不征，先做准备再说。”太宗即命兵部拟定方案，决定调吴船四百艘运粮，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盖苏文闻大唐动兵，心下恐惧，忙遣使携金宝来到长安。使者献上珠宝，太宗拒收，使者又言：“莫离支遣官五十人宿卫！”

太宗怒道：“尔等委质建武，而不伏节死义，今又为逆子谋，不可赦！”太宗一声令下，高丽使者随从及遣官，悉数下狱。

高丽恐惧，太宗意气愈加高昂，决定御驾亲征高丽，太宗的盘算是：西北边陲已定，只有东夷几个跳梁小丑不服。不如趁自己还能动弹，一举发兵破之，也为仁弱的太子李治扫清障碍，争得一个和平宁静的边疆。但御驾亲征非同小可，褚遂良以为不可，上书切谏，太宗未予理会。

募兵情形也出奇得好，往年隋炀帝征高丽，人们不惜以自残而逃役，如今太宗用兵辽东，却是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报不上名不得从军的人抑郁慨叹，引以为憾。太宗闻之，更觉心气骄盈，乃抓紧时间选将拜帅，预备出征。

李祐、李道宗、薛万彻乃国之名将，自然随驾出征，太宗笑着评价这三位爱将说：

“于今名将惟有李祐、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祐、道宗不能大胜，也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人又推荐洺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太宗召至行在问其用兵方略，程名振答奏称旨，条理分明，太宗甚觉高兴，说：“卿有将相之气，朕将提拔任用！”

程名振正在思考问题，对皇上的这句话忘了拜谢，太宗怒道：“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

程名振一揖到底，侃侃言道：

“疏野之臣，未曾亲奉圣问，适才方思所对，故忘拜谢。”

大宗见他举止自若，应对明晰，心下称奇，对侍坐的长孙无忌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他人，尚神色无主，程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全无震慑，辞理不失，真乃奇士！”太宗知人善任，当即诏拜程名振为右骁卫将军。随后太宗调兵遣将，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太宗也驾临洛阳，诏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率江、吴、京、洛水师四万人，乘吴船五百艘，泛海趋平壤。以李祐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率骑兵六万先趋辽东。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乔逼辽东。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百姓负担，太宗又下诏曰：朕所过，营顿毋饬，食毋丰怪，水可涉者，勿作桥梁，行在非近州县，不得令学生、耆老迎谒。朕昔提戈拨乱，无盈月储，犹所向风靡，今幸家给人足，只恐劳于转饷，故驱牛羊以饲军。且朕必胜有五：以我大击彼小，以我顺讨彼逆，以我安乘彼乱，以我逸伐敌彼劳，以我悦当彼怨，何忧不克邪！

出长安时，太宗令房玄龄为留守，且令便宜行事，不复奏请。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庚戌日，太宗自将诸军从洛阳出发，命特进萧瑀为洛阳留守。癸亥日，车驾至邺县，魏太祖曹操死葬邺城西，太宗亲自撰文祭奠，言：

“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太宗评论完魏武帝，正要离开邺县继续前行，人报闲居在家的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前来参见，太宗笑道：“尉迟敬德莫非技痒，想随朕东征？”

尉迟敬德养得白白胖胖，锦衣华服，不像个打仗的样子，见到太宗，叩头拜见毕，上言道：

“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远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日可胜。”

太宗见尉迟敬德是来劝阻御驾亲征，心里颇不高兴，对尉迟敬德说：

“你怡养了几年，也该为国出力了，可为左一马军总管，随驾出征。”

尉迟敬德不便违命，找来一套甲衣换上，扈跸同行。圣驾还未出邺县，有侍从官近前奏道：

“京师留守房大人有表送告密人前来，请旨定夺。”

刚离开长安不久就有人告密捣乱，太宗大怒，命执长刀于告密人之前，而后传见告密人，喝问道：“告密人所告何人？”

告密人见圣上震怒，吓得不轻，又不能不说，只得畏畏缩缩道：“告房玄龄。”

“果是告房玄龄。”太宗当即叱令长刀手，“将这告密小人斩首！”

长刀手抓着告密人脚不沾地提到旁边的麦地，刀光一闪，将其腰斩。太宗即以玺书让房玄龄，言他不能自信，告诫他道：“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不必驿传至行在。”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太宗自洛阳至定州，与先期到达的太子李治会面。朝会上，太宗说出了御驾亲征的主要原因，表达了他希望留天下太平与后世的愿望，其言道：

“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此时兵马浩浩荡荡经定州奔辽东，太宗亲坐城门，向官兵们招手致意，有疾病者亲视之，温语抚慰，敕州县治疗，由是士卒感恩喜悦，愿从帝远征。还有许多人没有报上名，不得从军，便私装而来，自愿效命，嚷嚷着：“不求官赏，惟愿效死辽东。”太宗便亲临抚慰，使其回家。在定州休憩数日，车驾将发，长孙无忌见太宗身边侍奉的人太少，奏道：

“天下符鱼悉从，而宫官止十人，天下以为轻神器。”

太宗摆手道：“士度辽数万，皆去家室。朕以十人从，尚嫌其多，公止勿言！”

太子李治牵着御马缰绳，将父皇送至效外，北风乍起，黄尘漫道，父皇将要远行，李治忍不住悲悲切切地哭起来。太宗一见，心下也觉辛酸，要不是为了江山后代，为了仁弱的儿子，自己怎么也不会御驾亲征啊！太宗亲手为儿子拭去腮边的泪，说道：“今留汝镇守，辅汝以贤俊，正欲使天下识汝风采。治国之道，要在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之，悲泣何为？”

太宗即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少詹事张成行、右庶子高季辅，同掌国家机务，辅佐太子。太宗只使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随驾出征。临行前，太宗嘱咐首辅大臣刘洎道：

“我今远征，使尔辅弼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尔宜深识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