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对话（第1页）

这本书里的两个核心人物吕清敏和伍春明，都从工厂基层车间升到了收入更好的工作。这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知道自己想写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敏和春明都符合要求：她们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们都没上过高中或是大学，而且都是十几岁就出来到了城市。除此之外，我选中她们是因为她们开朗、好奇并且有趣。在渐渐了解她们之后，我认识到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敏是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在报道书中内容的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西方学者关于流动人口的学术研究。大多数材料我都没有放进书里来，但我感到安心的是，我所发掘的故事跟他们的研究发现能够吻合。我描写的许多都是农民工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比如春明差点被骗去卖淫，还有敏跟第一个老板吵架，才促使她跳槽另寻高就。

关于中国有许多故事可以写。为什么要关注外来打工者呢？

正如我在书中提到过的，这本书的起始有点源于日常工作：海外媒体，包括我就职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稿子。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了了。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少年人来说，出门进城的经历可能跟我们美国人的体验大不相同。十六岁离开村庄，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好就跟谁好，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怎么转变？我对这些问题都很好奇，我想其他的读者可能也一样。

尽管这些农民工生活在工厂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但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代中国的微观写照。中国的生活变化非常迅速，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隔绝的宇宙中：必须得独自学习如何为工作竞争，创业，买房，开车，在一个跟他们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教育孩子。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北京当律师，她读了敏的故事之后对我说，她觉得这也是她和她朋友圈的故事；尽管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她对我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

这本书出版之后，全球经济下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业，导致许多中国工厂关闭。工人们受到的打击严重吗？包括你写到的这些女性，还有整个农民工群体？

像东莞这样的加工业中心绝对受到了重创，业务下滑，工厂闲置，许多工人下岗回家。但这个体制弹性很大，超出你的想象。首先，农民工在乡村的老家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吃家里做的饭菜，看电视，打麻将，然后可以重新出发。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又出来了，去了东莞之类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些零活干。观察家和记者们经常会认为，如果情况没有朝他们所期望的变化，农民工肯定很快会起来抗议，但实际上，他们对经济下滑的反应跟其他所有事一样：灵活，实际，要求很低。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的时候，许多工人都回了家。但几年后经济复苏，他们又出来了。

我写到的这几位女性过得都不错，成功度过了经济衰退。敏最近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十五，但又跟公司签订了两年合约，这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比较清苦，但从长期来看，她的前景还不错。2009年初，她怀孕了，厂里给了她三个月的带薪假期，她回家结了婚，对象是一起打工的，她生了个女儿，然后回到东莞。她存够了钱，给父母在离村子较近的镇上买了套房子，她跟她丈夫买了辆二手别克车；她向我保证说她车开得很好。从这本书的结尾开始，春明已经换了四份工作，卖过史奴比尿布，人寿保险，还有人造革；她仍然在寻找她理想的工作，还有与之相配的理想男人。英语老师刘以霞仍然做着三份工作，要攒钱开家幼儿园。

人口流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有成百上千万人宁肯到城里去试试运气，也不愿意继续当自给自足的农民。只要有的选，农民工就会像这些女性所做的那样，出去寻找他们的财富。

在中国，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着。你如何避免写出来的东西过时了呢？

我想，关键在于着眼于个体，而不是话题，在个人身上花大量时间，深入了解他们。因为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追踪敏和春明，所以我可以不仅写她们的迁徙流动，还有她们与老板和同事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恋爱，以及商业世界里的腐败和她们吸收外来观念、学着认识世界的情况。这些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仅仅围绕一个话题，就有可能遭遇过时的风险，因为话题会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争论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现在这种争论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如今再看，所有那些有关“中国会不会分裂？”的书看起来都像是久远的历史。一本讲奥运会如何改变中国的书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也会带来同样的感受。我想，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名句——拿破仑军队里最底层的士兵的生活，比拿破仑本人的生活更重要——同样适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我们所习惯读到的那些有关中国的内容——不同政见者，抗议，污染——很多在你的书里都难觅踪影。你是否有意识地避免这些话题？

没有，我只是对农民工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以上这些话题几乎从来没有被提起过。传统上记者采访常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当记者在截稿紧急的情况下工作时，这是难免的；要写出一篇报道最快的方法就是选定一个主题，然后据此提出问题。如果你走到一个中国人面前，问：“你对政府满意吗？”很可能你会得到满耳朵的抱怨，说官员无耻又腐败，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真实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但如果你花上两年多的时间，跟某个人长期相处，而有关政府这种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或者说完全不介意什么。

在为此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提前在笔记本上写出一堆问题，然后在采访中挨个问过去。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们当时想到什么话题，我们就聊什么——恋爱，找工作，跟父母的争执，等等。在我跟敏和春明认识这么久的时间里，她们几乎从不谈论政治，这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敏曾问我，“现在谁是毛主席？”她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当前的政治人物，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她都一无所知。还有一次，春明带我去一家挂着毛泽东像的湖南饭馆，她向我解释说毛是个伟大的诗人，敢于违抗传统，娶他心爱的女人。对她来说，这就是毛主席的全部意义——经过她的再创造，毛成了一个浪漫的英雄。

这种周期长，开放性结局的报道模式有什么缺陷吗？其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没有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

花费的时间很长，而且不能保证故事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刚认识敏的时候，她才刚说服老板，从车间流水线调到了文员的职位，我有点担心往后她的生活会太稳定，没什么可写的。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讲，我对东莞的报道充满了失败的故事。事实上，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讲的是我在一个广场上遇到两个女孩，却再也没能见到过她们。那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工业城市里与人失去联系是一种多么核心的人生经历，于是这成了贯穿此书的线索之一。

关于裕元鞋厂的那一章，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个失败的故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段时间内追踪一个紧密的朋友圈，观察他们如何互动交流，工作，恋爱，互相支持，或是分道扬镳。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圈子。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防备心重，守口如瓶；她们不会吐露心声，经常跟同事和同屋的室友形同陌路。我认识到，我的主角就是鞋厂本身，女孩们在它的阴影之下来去匆匆。这就是读到这一章的末尾时，我希望你留下的印象——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妹子。

春明的故事也没有照我的预料发展。当她决定放弃自己创立的工业模具公司，专心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很兴奋——这就是我这本书最完美的结尾，对全球化的一个精妙的隐喻。而我又一次见到春明时，她已经放弃了学英语的计划，加入了一个卖营养品的传销组织。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结尾，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教训就是，你得让故事带着走，经常能走到比你想象的更加古怪的地方去。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那些故事是怎么从新闻稿件变成书里的版本的？

我必须得学习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比如，书的开头是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活动，她在头脑里复述工厂生活的规则和惯例。按照传统新闻写作的规矩，这样绝对不行——你得开宗明义，讲明故事主题，谁说了什么话，为什么等等。但我觉得我对农民工世界了解得足够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一本书，通过想象，进入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世界。我坐下来开始写的第一天，第一个上午，写了开头大约七百多字。感觉到不可思议的自由——同时也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甘心满足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了。

你是个美籍华人，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吸引过多关注而深入中国，这一点增强了你的报道能力。你认为多大程度上，你的中国家庭出身，影响了你理解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认为我的中国背景和美籍华人身份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情感包袱——我是两种非常强大又互相隔绝的文化的产物。在我认识的美籍华人身上，我曾见到这种矛盾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的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变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拥护政府，一听到批评中国就急于辩护。要接受你的华人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

我在书中写到过一点，是关于中国人对自己的苦难和历史缄口不言。我在为此书做调研的时候，留意到我自己也一样。如果人们问起我的书，我会笼统地说一下，尤其是关于家族史的部分。有几次，我同样也是作家的丈夫会插话解释说这是个很戏剧化、很重要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关于我祖父在战后被刺杀的事。后来我对他说，“我不想一碰到别人，就把这样沉重的事告诉人家。搞得对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岂不是很尴尬？”我意识到这种反应就很像中国人。我理解这种有所保留的本能，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事闭口不谈，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在中国见到亲人的时候，交谈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可能透露那些他们独自背负了整整一生的沉痛记忆，或是提到某人自杀的细节，或是某种惨痛的失落。他们的讲述中极少有悲恸或者自怜；只是就事论事，这很可能也影响了我写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的确认为自己跟这个地方，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因为对我来说它跟我的父母、语言和童年的记忆都紧紧相连。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做到公允不偏心，既看到好的，也看到不好的，两方面都写。但我不能掩藏这一事实，我真的很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好好发展，越来越好。如果家庭出身跟中国无关，我想我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