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阿马尼亚克中尉站在花园里督工,艾哈迈德和几个泥瓦匠正在高高的围墙顶上安装碎玻璃。他太太说了一百次要给自家房子添上这道保险,他就像一个优秀的殖民者那样满口答应却从未付诸行动;现在她快要从法国回来了,他决定办好这件事,给她一个额外的惊喜。一切都很顺利:孩子非常健康,达阿马尼亚克夫人心情很好,月末他就上阿尔及尔去接他们。接下来他们会在那里找家舒服的小旅馆高高兴兴地住上几天——算是二度蜜月——然后再返回布诺拉。
但这些高兴的事情都仅限于他的小世界里。他很同情斯巴的布鲁萨尔上尉,想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不由得在心里打了个寒战。多亏上帝慈悲,那一连串麻烦没落在他头上。他甚至还盛情挽留过那对旅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问心无愧。当时他也不知道那个美国人得了病,所以那个男人继续前行,结果死在了布鲁萨尔的地盘上,这事儿完全怨不着他。不过当然,一码归一码,有人死于伤寒固然不幸,但一个白人女性在沙漠里失踪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后者才是所有麻烦的根源。斯巴周围的地形对开着吉普车的搜索队很不友好;此外,那地方一共只有两辆吉普车,而且起初他们并未立即展开搜索,因为另一件事更加紧迫:一个美国人死在了要塞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个女人肯定去了镇上的什么地方。他很后悔自己和她缘悭一面。听起来那女人很有意思——一个典型的追求精神生活的美国姑娘。只有美国人才能干出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把生病的丈夫锁在房间里,自己却逃进了沙漠,任由他留下来孤零零地死去。这样的事当然不可原谅,但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和布鲁萨尔完全不同,他并没有真正觉得可怕。不过布鲁萨尔是个清教徒,什么事儿都能让他火冒三丈,他自己的生活也无可指摘得令人沮丧。他之所以会讨厌那个姑娘,没准儿正是因为她的魅力干扰了他刻板的平衡;这样的事儿很难得到布鲁萨尔的宽恕。
他再次开始后悔自己没有见到那个姑娘,现在她已经成功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想到刚刚回到布诺拉的另一个美国人,他的心情有些复杂: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喜欢那家伙,但他不想跟这件事有什么瓜葛,只想置身事外。无论如何,他暗自祈祷那位妻子不要出现在自己的地盘上,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成了公共事件的主角。不过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没准儿她也染上了病,虽然他的确对她有几分好奇,不过想到可能惹上一堆麻烦,还要作无数报告,这点好奇也就无足轻重了。“但愿他们能在那儿找到她!”中尉诚挚地盼望着。
外面响起敲门声,艾哈迈德打开大门。是那个美国人,他每天都要来一趟,盼着能听到新的消息;然而每天都没有新消息,他也变得越来越沮丧。“我知道那个美国人跟他老婆之间有问题,看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中尉抬起头,看到一脸郁郁不乐的特纳,他不禁这样告诉自己。
“您好,先生。”他愉快地跟客人打着招呼迎了上去,“还是老样子,不过早晚会有消息。”
特纳跟中尉打了个招呼。听到意料之中的回答,他理解地点了点头。中尉体谅地沉默了片刻,然后和往常一样邀请客人去沙龙里喝一杯干邑。在布诺拉等消息的这几天里,特纳一直靠着每天早上去中尉家里转一圈来振奋精神。中尉天性乐观,跟他谈话很轻松,而且他总是体贴地挑选特纳能听懂的词汇。他家的沙龙光线充沛,令人愉悦,干邑将以上所有元素融合在一起,带来一种愉快的体验;全靠着每天都有这样的体验,特纳的灵魂才没有滑入绝望的井底。
主人喊了艾哈迈德一声,然后领着客人走进屋里。他们面对面地坐下。
“再过两周我就要恢复已婚人士的身份了。”中尉喜气洋洋地说。他有个主意,也许可以给这个美国人介绍一位乌列奈尔姑娘。
“很好,很好。”特纳心烦意乱地答道。愿上帝保佑可怜的达阿马尼亚克太太,他阴郁地想,如果她必须在这个鬼地方度过余生的话。自从波特去世、姬特失踪后,他就恨上了这片沙漠:他隐约觉得正是它夺走了他的朋友。沙漠如此强大,你很容易将它人格化。沙漠的寂静仿佛是在默认自己的确拥有部分意识。(某天晚上布鲁萨尔上尉谈兴正浓的时候,他告诉特纳,哪怕是跟随大部队进入荒野的法国人也会想方设法寻找灯神,即便他们骄傲地拒绝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也许人们的确是在利用简单的想象来解释那样的存在,除此以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艾哈迈德送来了酒瓶和杯子。他们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部分是为了打破沉默,中尉开口说道:“啊,对了。生活真是奇妙,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表。事到临头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所有人生哲学都在瞬间崩塌,每个转角都有意外在等你。你朋友到我这儿来控诉可怜的阿卜杜勒卡德尔偷了他护照的那会儿,谁又料得到短短几天后他就会遇上这事儿?”想到这套逻辑可能引起误解,他又补充说:“听到他的死讯,阿卜杜勒卡德尔感到十分痛惜。他并没有对你那位朋友怀恨在心,你瞧。”
特纳似乎充耳不闻。中尉的思绪又散漫地转到了其他方向。“告诉我,”他有些好奇地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说服布鲁萨尔上尉,他对那位女士的怀疑其实毫无来由?事到如今,难道他还坚持认为他们俩不是真的夫妻?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了不少针对她的难听话。你给他看莫斯比先生的护照了吗?”
“什么?”特纳觉得自己的法语有点不够用了,“噢,给了。我把那本护照交给了他,让他连同报告一起发给阿尔及尔的美国领事。但他怎么都不肯相信他们俩真是夫妻,因为莫斯比太太答应给他查看护照,事到临头却一走了之。所以他拿不准她的真实身份。”
“但他们的确是一对夫妻。”中尉温和地说。
“当然,当然。”特纳有些不耐烦,哪怕仅仅是谈到这个话题,他也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就算他们不是夫妻,那又如何?”中尉给自己和客人又倒了一杯酒。他察觉了特纳不想再谈这事儿,于是换了个可能不那么容易引起痛苦的话题。特纳没精打采地跟中尉聊着,但心里却一直想着在斯巴参加葬礼的那天。波特的死是他这辈子唯一真正不能接受的事情。虽然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失去了许多,波特真的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以前他为什么不肯承认这一点呢?),但他觉得还要再过一段时间,等到他完全接受了波特死亡的事实后,他才有余力细细估量自己的损失。
特纳是个感性的人,所以他才对波特的葬礼耿耿于怀;布鲁萨尔上尉坚持要在葬礼上举行宗教仪式,当时他没有坚决反对,现在这事儿却让他的良心备受折磨。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懦弱——他确信波特根本瞧不上那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作为波特的朋友,他有责任阻止那场闹剧。确切地说,特纳的确早已提出过异议,说波特根本不是天主教徒——严格说来他连基督徒都不是,所以他自然有权不让那些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但布鲁萨尔上尉态度坚决地回答:“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先生。他死的时候你也不在他身边。你根本不知道他临终时的想法,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遗愿。就算你愿意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强充内行。我是个天主教徒,先生,我也是这里的主官。”于是特纳放弃了。就这样,波特没能如愿被悄无声息地埋葬在岩漠或沙海之中,而是被正式地安葬在了要塞后面的基督教小墓园里,还有牧师吟诵拉丁语的经文。在多愁善感的特纳看来,这实在太不公平,但他却毫无办法。现在他觉得自己当时太过软弱,不够忠诚。当他清醒地躺在暗夜里回想起那一天,他总是恨不得奔回斯巴,找个合适的时机闯进墓园,毁掉他们安放在波特坟墓上的那个可笑的小十字架。这样富有仪式感的行动一定能安抚他愧疚的心情,但他知道自己永远做不到。
于是他转而劝慰自己现实一点,现在的头等要事是找到姬特,把她带回纽约。起初他总觉得她的失踪完全是个噩梦般的玩笑,最多再过一周,她一定会重新出现,就像他们坐火车去波西夫那次一样。于是他决心等到那一天。但是直到现在,她仍杳无音信,他终于明白自己还得等上很久很久——也许是永远,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把杯子放到身旁的咖啡桌上,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我不会离开这里,除非他们找到了莫斯比太太。”他问自己为何如此固执,为什么非要等姬特回来。他确信自己没有爱上那个可怜的姑娘。他们之间发生的那点插曲只是出于同情(因为她是个女人)和虚荣(因为他是个男人),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唤醒了征服的贪欲,仅此而已。事到如今,要不是刻意去想,他几乎彻底忘记了两人的那段亲密关系——在他记忆中,姬特还是初见时的模样,那时候她和波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渴望了解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这样一想,他的良心会感觉好过一点;他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她在斯巴不肯开门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已经向波特坦承了自己的不忠。他热切地盼望她没说那事儿,他不愿再往下想。
“是啊,”达阿马尼亚克中尉说,“你总不能容光焕发地回到纽约,任所有朋友一遍遍追问:‘你把莫斯比太太怎么了?’那就实在太尴尬了。”
特纳暗地里有些畏缩。他的确不能这么做。他们共同的朋友说不定已经在互相打听消息(因为他已经在三天内先后给波特的母亲发了两封电报,分别报告了这两件不幸的事情,当时他还以为姬特很快就会出现),不过至少这里和纽约相隔万里。他不能面对面地听到他们说:“这么说来,波特和姬特都不在了!”他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只要他在布诺拉待得够久,她早晚会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