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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

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巴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

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使时

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

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

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

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

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

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以及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个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吻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

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

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些文章，显然其作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的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官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

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饲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

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各

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宁，勿徒囗囗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

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已经不

是像在宫里时那样，感到内务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

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在我心里引

起的反应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我对郑孝胥因此不再感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挽留他，他一气就跑了。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