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的是人之常情。”
“别来这一套,老少爷。你的老头子给了你一大笔,可你偏不要。”
“我不是不要。我只想活着出来喘口气,这样,我到手的东西就会给我点好处。我不想出于不得已去把钱交给一个脑外科医生让他从我后脑勺取出一个碎冰锥。”
“不会有什么碎冰锥穿过你的脑勺的,黑鬼。”
“可是能穿透我的心。”
“你要心有什么用?”
“供血。我宁愿它不停地供血。”
“好吧。我们有个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大小伙子怎么把一个重五十磅的口袋从一间住着三个女人的房子里弄出来——她们仨加在一起将近三百磅。”
“你得用多少体重去扣扳机?”
“什么扳机?那所房子里没人有枪。”
“你可不清楚哈格尔都有些什么。”
“我说,小奶。一年来她都在想杀死你,手头有什么家伙就用什么,可从来没有一次用过枪。”
“是这么回事吗?也许她在想。等到下个月。”
“下个月她就太晚了,对不对?”吉他把头歪在一边,冲着奶娃微笑着,那是一种迷人的孩提式的微笑。奶娃好久没看到他这么轻松、这么亲切了。他不敢说,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把他拉到这事情里边来。很明显,他完全可以单枪匹马地把事情办了,可是也许他想看看吉他重新变得温暖和诙谐起来,看看他眉开眼笑,而不是那副死人脸色。
星期天他们再次会面,这次是在黑人区外面的六号路上。这条街上有旧汽车寄卖场、“牛奶房女王”和“白色城堡”这类卖汉堡的铺子。那天早上没有顾客光临——旧车寄卖场上像坟墓一样排列着汽车,除去偶尔有一两声汽车响打破墓地般的沉寂之外,任什么也没有。
自从那次重要谈话——吉他解释他的工作的重要谈话,不是后来那次简短的靠不住的交谈——以来,奶娃倒情愿有勇气去询问吉他那些烦扰他的问题。“他已经?”他很难在脑子里形成具体的问话,当然也就更说不出来。吉他跟他谈的有关“七日”的严肃性、可怕性,以及危险性,给他印象极深。吉他讲过,“七日”即使在自己的成员之间也从不吐露详情,所以奶娃很清楚,向吉他探询任何情况都只能又惹他愠怒。可这问题就摆在那儿:“他已经干过了?他当真已经杀过人?”现在他也像十号路上那些老头子一样,买起日报和晚报,并且每两周买一次黑人报纸,认真阅读,寻找那些看来可疑和不得要领的谋杀案报道。每找到一条,他就把新闻中的故事逐句读去,直到发现某个疑点。然后他就得看看,是否有黑人被外人杀掉。
“你已经干过了?”他就像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对女友的童贞表示怀疑一样,而这位女友身上则有一种新奇的神态和举止——有点与众不同,离群独处,引人注目。“你干过了吗?你知道了什么我还没体会到的新颖而普通的事情吗?你现在尝到了拿你自己单独去冒险的滋味了吧?这滋味怎么样?你当时害怕吗?是不是改变了你?要是我去干,是不是也会改变我呢?”
也许有一天他能问问他,可不是今天,这一天太像过去的日子了。那会儿奶娃十二岁,吉他不到二十岁,他们就是一起用这种方式冒险的:他们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待在一个地方不是蹲着就是靠着,要不就叉腿而立,他们跑遍全城,找碴打架或起码去吓唬一下别人,吓唬男孩、女孩、狗、鸽子、老太太、校长、醉鬼、卖冰激凌的小贩、旧货场商人的马。一旦成功,他们撒腿就跑,还用手拢着嘴放大笑声。而如果他们没成功,别人反过来侮辱了他们,或者不理睬他们,或者把他们轰跑,他们就说说俏皮话,骂上几句街,直到手掌上窘出的汗水蒸发光。现在他们是男子汉了,那种在其他人身上激发恐惧的需要——如果不为别的而只是为了自己感受那种恐惧——要比过去少多了,但并没减轻。但是,听凭恐惧战胜和拯救自己,仍然比其他途径都要更甜蜜。(对女人是另一回事,他们喜欢用魅力去赢得她们,但是用漫不经心来保持。)
现在好像那股劲头又来了,奶娃不想失去它。
还有些别的情况。吉他早已自愿和热切地投身于一项人生事业之中,这一事业总会为他提供一种近似于刀子般冰冷的恐惧。奶娃知道自己的要求比较适度,因为他能够在一些引人恐惧的人跟前经受锻炼。他的父亲、派拉特、吉他。他对这几个人都倾慕,现在更忌妒他们,甚至还忌妒哈格尔的无畏精神,即使哈格尔对他已不再是个威胁,而只是需要他的青睐胜过需要他死的傻瓜。吉他依旧能够制造危险感和那种居于危崖上的生活。所以说,奶娃把他拉到这桩阴谋中来,只是部分地需要他的协助。更主要的是,这次偷盗藏金的行动因为带有玩闹的性质而需要伴随以悬崖崩塌般的惊险。有了吉他合伙,奶娃可以指望干得既有趣又可怕。
他们沿着六号路往前闲逛,经常停下来查问旧车的价钱,指手画脚,互相取笑行窃小棚屋的最好办法,这时,吉他说:“门窗都没有锁。”
“可是里边有人,”奶娃坚持说,“三个人。都有点疯疯癫癫。”
“是女人。”
“是疯疯癫癫的女人。”
“那也还是女人。”
“你忘了,吉他,派拉特当初是怎么搞到这金子的。她守在一个洞里,旁边就是个死人,待了三天才把金子拖出来,而那时她才十二岁。要是她在十二岁时能够那样拿到金子,你想她如今年近七十又会怎么干来保住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