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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1972(第1页)

1973年2月3日,西蒙娜·莫里尼来蒙特勒采访我。我们的谈话登在1972年4月15日纽约的《时尚》杂志上。有三段文字借用了《说吧,记忆》(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66年版),但作了修改。

这个世界已经并一直为您敞开。以您的普鲁斯特式的地点感,蒙特勒为什么如此吸引您?

我的地点感是纳博科夫式而不是普鲁斯特式的。说到蒙特勒,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人友善、靠山近、邮件通畅、总部就在一家舒适的旅馆中。我们住在皇宫旅店的旧建筑里,房子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那儿的一切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存在(你从1840年前后的旧印刷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最早的小酒店和我们的窗户)。我们的住房由几个小间构成,有两个半浴室,因为两个套间不久前合在一起了。一套住房分别是:厨房、客厅、我妻子的卧室、我的卧室、原先的一间小厨房堆满了我的文稿、儿子的房间(现在成了书房)。房子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文件夹和各种材料。可以称为书房的倒是后面一间储藏室,里面摆放着我的著作,阁楼上额外地放了一些架子,天窗常飞来鸽子和阿尔卑斯山红嘴山鸦。我作这样详细的描述,是要驳斥最近在纽约一家杂志上发表的访谈中的歪曲——长篇文字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引用、不正确的语气、不真实的对话,说我对一个好朋友的学问不屑一顾,称其为“迂腐”,还莫名其妙地取笑一个有男子气的作家的悲剧命运。

有传言说您考虑永远离开蒙特勒,是真的吗?

哦,传言说现在住在蒙特勒的人迟早会永远离开这儿。

《洛丽塔》是一本特殊的美国旅行指南。是什么让您对美国汽车旅馆如此着迷?

这种着迷纯粹是功利性的。我妻子过去在好几个假期常开车(普利茅斯、奥兹莫比尔、别克、专款别克、英帕拉——按汽车品牌序列)带我外出,每个假期会开车几千英里,就是为了捉蝴蝶——这些蝴蝶现在由三家博物馆收藏(纽约市自然史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康奈尔大学康斯托克大礼堂博物馆)。我们通常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上一两天,但有时,如果捉蝴蝶的环境理想,我们就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星期。一家汽车旅馆的主要存在理由是:出门就能走进一片开满了花的果树林,或通向一道山坡。我们在去汽车旅馆的路上也常常下车捉蝴蝶。所有这些,我会在下一部回忆录《继续说吧,记忆》中进行描述,这本书将会涉及许多有趣的事情(除了蝴蝶知识)——在康奈尔和哈佛大学的趣闻逸事、和出版商的较劲、与埃德蒙·威尔逊的友谊,等等。

您曾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寻找蝴蝶,在您看来,这些地方有什么特色?

我妻子和我不仅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收集蝴蝶,还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及加拿大捉蝴蝶。把1940年至1960年间到过的地方罗列出来会写满好几张纸。每只蝴蝶被熟练地掐住胸部而死,随之被放入一只小号的釉面信封内,大约三十只信封正好放进一只随身带的创可贴盒子里,随身带的还有网兜,这是我到野外所带的唯一装备。捉住的蝴蝶在它们被摊开和定位之前,如果存放得当,能够在这种信封中保存好几年。除了在记事本上随手作些记录,还会在每只信封上写下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我收集的蝴蝶现在在美国博物馆内,但我保留着几百份标签和笔记。这儿只是随意举出的一些例子:

在从85号公路去特里峰的路上,靠近里德,6500—7000英尺,位于南达科他的黑山山脉,1958年7月20日。

汤保伊路,位于社会隧道和金银矿之间,约10500英尺,靠近特鲁莱德,圣米格尔县,西科罗拉多,1951年7月3日。

靠近卡内尔,位于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之间,纽约,1950年6月2日。

靠近科隆比纳旅馆,埃斯特帕克,东科罗拉多,约9000英尺,1947年6月5日。

苏打山脉,俄勒冈,约5500英尺,1953年8月2日。

在波特尔,去鲁斯特勒公园的路上,5500至8000英尺之间,奇里卡瓦山脉,亚利桑那,1953年4月30日。

弗尼,埃尔科以东3英里,不列颠哥伦比亚,1958年7月10日。

花岗岩关口,大角山脉,8950英尺,东怀俄明,1958年7月17日。

靠近克劳利湖,毕晓普,加利福尼亚,约7000英尺,1953年6月3日。

靠近盖特林堡,田纳西,1959年4月21日。

等等。

现在您去哪儿捉蝴蝶?

去瑞士瓦莱、泰辛、格里松的好几个地方,去意大利山里,去地中海岛屿,去法国南部山区等。我主要收集欧洲和北美高纬度地区的蝴蝶,从来没有去过热带地区。

山区小火车把我们带往高山草地,它穿过阳光和树荫,沿着岩石表面,或针叶林行驶。旅途兴致盎然,目的地让人神往,小火车最后又把人们带回一日游的起点。虽然我更喜欢缆车,尤其是缆椅。坐在那种神奇的椅子上,从山谷沿着林木线,在早晨的阳光中向上滑行,如同进入迷人的仙境。俯视自己投下的阴影——鬼怪似的手中握着鬼怪似的捕蝶网——缆椅徐徐上升,脚下是开着鲜花的山坡,身边飞舞着小环蝶和豹纹蝶。有朝一日,捕蝶者背上缚着小型火箭,翩然直上山巅,那更是恍如梦幻的情景了。

过去您捉蝴蝶时通常怎样旅行呢?在外露宿?

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俄国革命前夕,我曾认真筹划(我成了一份财产的独立继承人)去中亚作一次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性质的探险,那自然会包括很多次野外露营。更早些,我八九岁的时候,除了靠近圣彼得堡我们田庄的田野和树林,很少去更远的地方游逛。十二岁时,想要去六英里或距离更远的一个地点,我会骑自行车去,将网兜绑在车的横杠上,但树林中有许多路并不适合骑车,当然可以骑马去,但因为我们的俄罗斯虻很凶猛,片刻也不能将马拴在树林中而离开,有一次,我那匹性子很烈的栗色马为了躲避它们,几乎爬到了拴它的那棵树上。有的虻个头大,水绸似的眼睛、肥硕的躯体,而灰色的小虻甚至有更锐利的针状嘴巴,但动作缓慢得多:它们叮在我的坐骑的脖子上,有时一巴掌拍下去能拍死好几只,这让我为马感到一阵解困的快感(而一个昆虫学家未必会为此感谢)。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其他方式,捉蝴蝶我还是喜欢徒步旅行(当然,除了坐在缆椅上,悠闲地滑行在毯子般的植被和未经探险的山岭上,或盘旋在一片繁花似锦的雨林上方),因为当你行走,尤其是在你已经有了很好研究的地区时,从你按旅行路线出发的时候起,就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你这儿走走,那边看看,这儿有块林中空地,那边是一道河谷,土壤和植物的不同组合——好像顺便拜访你熟识的一种蝴蝶的栖息地,以看看它是否出现,如果出现,又是如何出现在那儿的。

您理想中的出色的大旅馆是什么样的?

要绝对安静,隔墙没有收音机的声音、电梯没有噪音、楼上没有脚步声、楼下没有打鼾声、小巷里没有贡多拉船夫的喧哗声、走廊上没有酒鬼的胡闹声。我还记得一幕可怕的小场景(这家旅馆位于有五座塔楼的宫殿内,导游手册上的标志是一只红色鸣鸟,意为豪华和清静):我听到房间门外一阵喧闹声,正要伸头斥责——但一看到过道上发生的事立马住了口。一个旅行中的官员模样的美国人,抓着酒瓶子,身体摇晃,他的儿子,一个约莫十二岁的男孩想要制止他,不停地说:“爸爸,求你了,去睡觉吧!”这使我想起契诃夫小说中相似的情景。

您认为过去的六十年旅行方式有什么变化?您喜欢卧铺车厢吗?

我喜欢的。在本世纪初期,涅瓦大街的一家旅行社展示了一种3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卧铺车厢的模型。模型做得细腻逼真,比我那个锡制发条火车好多了。可惜它不卖。人们可以看到车厢内蓝色的坐垫、分隔间墙壁的印花皮革、抛光面板、镶嵌镜子、郁金香形台灯,及其他细巧的玩意。窗户有大有小,有单层,有双层,有些还配了磨砂玻璃。有些包间还设有铺位。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一战后当它优雅的棕色换成新贵的蓝色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只有国际包厢,一周两次往返于圣彼得堡和巴黎。这是到巴黎的直达车,旅客不必在俄德边境从一列列车换乘到另一列相似的车上,在边境,60。5英寸的铁轨要换成56。5英寸的欧洲标准铁轨,煤代替了桦树原木。

在记忆中,我能想起来的至少有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最终的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单说1909年,我们一起旅行的有十一个人和一条达克斯猎犬。戴着手套和旅行帽,我父亲在包间内坐着看书,他和我们的家庭教师合住。我弟弟和我合住,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娜塔莎合用我们隔壁的一个包间。再过去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的英语教师拉文顿小姐(后来成为沙皇孩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俄国保姆。最后一个便是我父亲的仆从奥西普(十年后,迂腐的布尔什维克要枪毙他,因为他占用了我们家的自行车而没有上缴国家),他和一个陌生人(费劳迪,一个著名的法国演员)做伴。

那神气活现的蒸汽、雷声般的汽笛,还有那火焰,以及铁路的浪漫传奇都一去不复返了。大众化的“红色列车”只是一种马力增强了的电车。至于欧洲的卧铺列车,现在也简陋并俗气了。我通常坐的列车“单间”很狭小,墙角的一张小桌隐藏着简单的卫生设施(这情景就像可笑的美国“卧车小房间”,为了取一些用品,得直起身、肩膀顶着床,像从坟墓中复活的拉撒路(1))。还有,对怀念过去的人来说,那些国际卧铺列车(从洛桑直达罗马、从西西里直达皮埃蒙特)虽然风光不再但魅力犹存。确实,提到餐车似乎无话可说,三明治和红酒是沿途的小贩供应的,华而不实的早餐是疲劳过度、衣衫不整的工作人员,在紧挨着臭烘烘的厕所的肮脏小房间里准备的,然而,半夜停车时那神秘的叹息或清晨一睁眼看见的山岭和大海,仍然会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兴奋和惊奇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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