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就是费伊来挪威寻找的地方,但她此刻只觉得舌头打结和精神紧张,不确定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不确定该如何解释前因后果。
“听我说,其实我不是来度假的。”
“嗯?”
“我在找人。其实是家里人,我的亲戚。”
“叫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费伊咽了口唾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安德烈森。”
“安德烈森,”莉莉安说,“这个姓氏很常见。”
“对。可是,听我说,我认为就是你这儿。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我的家里人曾经住在这儿,就是这幢屋子。”
“但我们不姓安德烈森,”她说,“我们家也没有人去美国。你确定就是这个镇子吗?”
“我父亲叫弗兰克·安德烈森。他在这儿的时候叫弗里乔夫。”
“弗里乔夫。”她说,她望向上方,聚精会神地思索这个名字为何如此熟悉,答案似乎过了好一会儿才揭晓。然后她忽然想到了,低头盯着费伊,视线灼人。
“你是弗里乔夫的亲戚?”
“对,他女儿。”
“啊,天哪,”她说,抓住费伊的手腕,“跟我来。”
她领着费伊走进屋子,首先经过食品储藏室,架子上摆满了精心装瓶、腌制和贴标的蔬菜,然后穿过温暖的厨房,炉子里在烤某种糕点,空气中弥漫着酵母和豆蔻的香味,最后走进一间小客厅,木地板咯吱作响,木质家具像是手工制作的古董。
“在这儿等一下。”莉莉安说,放开费伊的手腕,走进另一扇门消失了。这间客厅很舒适,铺着地毯,有许多靠垫,墙上挂着照片。应该是家庭照片,费伊走过去细看。没有眼熟的人,但有几个男人的眼睛长得很眼熟,很像她的父亲(抑或仅仅是她的想象?)眯着眼睛看人的样子,眉毛生长的角度,双眼之间的细纹。到处都是台灯、吊灯、烛台和灯架,大概是为了在漫长的黑暗冬季把这里照得亮如白昼。巨大的壁炉占领了整整一面墙,此刻没有生火。另一面墙摆满了书籍,朴素的白色书脊上印着费伊看不懂的书名。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这个古朴的房间里显得格格不入。隔着门,费伊听见莉莉安在说话,音调柔和,但说得很快。费伊对挪威语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因此这种语言对她来说只是个声学现象,元音有点平淡,像是低了半个音的德语。和美式英语以外的绝大多数语言一样,它的语速似乎特别快。
没多久,门开了,莉莉安回到客厅里,她的母亲紧随其后,见到她的时候,费伊感觉就像在照镜子——两个人的眼睛,两个人拱起肩膀的姿势,年龄对两个人面容造成的影响。那女人也感觉到了,因为她看见费伊就陡然停下了脚步。她们对视良久,都一动不动。任何人在场都会明白无误地认出,她们二人是姐妹。费伊从那个女人的五官看到了她父亲的面貌特征:颧骨、眼镜还有鼻子。那女人怀疑地侧过头,一头灰色的乱发在头顶用带子扎了起来。她穿着纯黑色的衬衫和旧牛仔裤,点缀着无数家务琐事留下的证据:油漆和抹墙粉,还有裤腿和膝盖上的泥点。她光着脚,用一块深蓝色的破布擦手。
“我叫弗雷娅。”她说,费伊的心猛地一跳。她父亲讲的每一个鬼故事里都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他给她起的名字正是这个:弗雷娅。
“很抱歉打扰你了。”费伊说。
“你是弗里乔夫的女儿?”
“是的。弗里乔夫·安德烈森。”
“你从美国来?”
“芝加哥。”
“所以,”她自言自语道,“他去了美国。”她朝莉莉安打个手势。“给她看看。”她说。莉莉安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在沙发上坐下。这本书很古老,纸页泛黄发脆,两片皮革保护封面封底,正面有个搭扣。费伊见过类似的书册:他父亲的《圣经》,里面有家谱树,写满了外国人的名字,父亲曾经给她看过,对那些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太胆小,不敢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莉莉安膝头的《圣经》也是这样,头两页是家谱树。但她父亲的那棵树止于费伊,而哈默费斯特的这棵树却在继续蓬勃生长。莉莉安是弗雷娅的六个孩子之一。孙子辈填满了下一排,再往下还有几个重孙辈。这个家族兴旺得需要换一页才能写完名字。弗雷娅的名字之上是她父母的名字,母亲叫玛尔特,而另一个名字被涂掉了。弗雷娅蹒跚着走过来,站在费伊的面前,弯下腰,指着那个地方。
“这就是弗里乔夫。”她说,指甲在纸页上压出一轮新月。
“他也是你的父亲。”
“对。”
“他的名字被涂掉了。”
“我母亲涂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呃,你们怎么说的来着?”她望向莉莉安,寻求帮助。她用挪威语说了句什么,莉莉安点头表示明白,说:“哦,你是说懦夫。”
“对,”弗雷娅说,“他是个懦夫。”她望着费伊,等着看她对这句话的反应,看会不会触怒她。弗雷娅很紧张,或许在等着和费伊大吵一架。
“我不明白,”费伊说,“懦夫,为什么?”
“因为他离开了。他抛弃了我们。”
“不,他移民了,”费伊说,“他想为自己寻求更好的生活。”
“对,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