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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商震很委屈，实在不愿意再赴东京。但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不去，蒋介石派一个软骨虫去，一切仰人鼻息，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还有什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可言，还有什么坚持正义审判可言！

“我服从委座的派遣。”商震说，“我已是五十四岁的人了，会用‘吃一堑长一智’这句名言来约束自己。”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不过蒋介石着重理解一个“堑”字，商震着重理解一个“智”字。

“很好，唵！”蒋介石说，“至于带哪个师去，让谁任参谋长，这个这个，要哪些人作助手和随员，由启予兄自己定，唵！”

十月十六日，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十八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级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驻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辽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嘘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迹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灭，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觐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坐在轿车里，十月十四日上午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对方的一句话，又洪钟般地在耳边响起：“我同意裕仁天皇的意见，让你出任日本首相。希望首相阁下从东久迩宫内阁的倒台中，吸取深刻教训，以真诚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效率，同心同德地与最高总司令部合作。”

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日本的太上皇。他的第二句话，是给币原戴上了紧箍咒。

裕仁物色币原出任首相时，币原的妻子纯玉子曾语重心长地劝过他：“你出任首相，既要听天皇的，又要听麦克阿瑟的，是在夹缝中受罪，年过古稀的人了，何苦而来？”

币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七千万日本人，唯独我受到麦克阿瑟的器重，也算是三生有幸，不论今后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都挺得住。”

然而，现实生活又是如此严酷。因此，几天来，他如履薄冰，总是提心吊胆。

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良秀子的声音：“喂，是币原首相阁下吗？请你马上来最高总司令部一趟。最高总司令说了，与他上次接见你一样，不要带秘书和翻译来，也与上次一样，由我担任翻译。”

他后悔自己出任驻美国大使五年间，没有把英语学好。讨厌的是良秀子偏偏又是日本人，麦克阿瑟那些教训式的话让她听到了，面子上总有点过不去。不过，不带秘书来也好，少了一双耳朵。

但他想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第二次接见的动机，是他又有新的吩咐，还是让他汇报情况，抑或发现他对最高总司令部不忠？他诚惶诚恐走下轿车，再乘电梯登上帝国饭店第十楼。

良秀子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币原，她说：“首相阁下请坐，我去请最高总司令出来，他正在批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