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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钟情。1960年5月，离婚后的俞扬和与比自己小20岁的蒋孝章在美国一个小教堂秘密举行婚礼，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维按照俞家的辈分为孙子取名俞祖声，与1949年之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的俞大维侄子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之子俞振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同为“声”字辈。尽管结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蒋家引起过轩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测议论，但俞祖声的诞生，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蒋介石端坐当中，怀里抱着的婴儿便是俞祖声。蒋、俞两家就这样成了一代姻亲。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上文叙述。当傅斯年在信中兴致勃勃地向罗家伦讲述老陈与俞大维儿子俞扬和一同乘船归国的故事之时，他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会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1949年后出任高教部副部长）结婚。更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自己会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彩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理还乱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自此之后，傅斯年与陈、俞、曾三家世子名流风雨与共，共同度过了一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风云激荡，光辉灿烂的壮丽篇章。

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留德生活，带着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复杂难题，由马赛扬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惊涛骇浪，向阔别7年的东方故国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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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归国（1）

与一年前陈寅恪归国大不同的是，直到轮船穿越了地中海与印度洋，以及海盗出没的马六甲海峡，即将到达东方故土时，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滚动的波涛，依然笼罩在浑浑茫茫的雾霭之中。

就在归国前的两个多月，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以低沉的语调再次谈到了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同时哀婉地说道：“北大事大约是散板了至于回国做事，至今未定。”又说：“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去也。”【41】

此前，傅斯年是准备受聘北大的，而像他这样威风八面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谋面并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在傅出国之前，蒋并未与其深交，但通过这次交谈，傅的言行给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视傅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并发出了“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42】的慨叹。蒋梦麟认为，正是由于傅斯年通古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抒发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称“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侥幸而致”云云。作为师辈人物，学界名流大腕，对一个正在茅庐中做功修炼的后生小子如此高规格评价，绝不是出于面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关系，或政客的花言巧语与玩花枪之类的折子戏，实处于蒋氏之挚诚。

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不要无目的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师辈人物，蒋极有可能要五体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面前，并高呼“吾师万岁”。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与*官僚的压迫愤然辞职，旋赴欧洲考察，北大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此时已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傅斯年，与北大的实力派人物蒋梦麟、胡适等书信往来不断。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难测，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傅斯年准备归国的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执政最黑暗，也是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夜。乱象丛生的中国乱上加乱，各路军阀纵横中原，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倾轧与混战。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对中国公然侵略挑衅之行为，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口时，遭到枪击和暴力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师大死伤最多，后来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记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难的年仅22岁的刘和珍与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43】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曾计划“扫除三个半学校”，分别是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之一部，并拟定了一张通缉当时北京教育、文学界包括鲁迅、李大钊等50余人的名单。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被迫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北大教授如刘半农、马叙伦、周览、高一涵、陈翰笙、顾孟余、马寅初、王世杰等，先后离京另谋生路，留下者也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一时不能离京的教授大多考虑如何应变，或者转到形势较为平稳的清华、燕京；或者暂时蛰伏下来，不再伸头露面。整个北大从一院到三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傅斯年归国（2）

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张宗昌作为张作霖的马前卒，统率大军冲出山海关杀奔京城，段祺瑞政府“咔嘣”一下垮台断气，*落入奉张集团之手。狼去虎来，而虎比狼还要威猛凶狠。按张作霖这只东北大字号老虎的意旨，张宗昌立即下令封闭报馆，钳制舆论，捕杀报人。一时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报》主笔邵飘萍（振青）不幸被捕，于4月26日凌晨1时许，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同时被判处死刑，其“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4】当日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枪击毙命，时年42岁。

就在邵飘萍被枪杀的当天晚上，北京政府前总理孙宝琦匆忙来到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寓所，密告蒋氏的名字已经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说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头。蒋梦麟闻听大骇，惊恐与大不情愿中急寻出逃办法。恰在这时，有高官大员王宠惠来访，蒋梦麟一见如得救星，立即对王说：“你闭嘴，一句话都不要讲，赶快拉我走，否则我的头就要掉了。”王氏心领神会，立即示意蒋爬上了自己那辆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的六国饭店。蒋梦麟下车后立即钻进饭店，屏息静气地猫了起来。第二天敞开门缝探头一打听，北大地质系教授、主任朱家骅等几位名流也为躲避奉军的缉捕，于昨夜通过各种渠道和门路悄悄溜进饭店中躲避。后来得知，凡进入六国饭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军缉捕中，避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人，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

对于此段情形，被蒋梦麟称为“绍兴土老儿”和“一副绍兴师爷态度”【45】的鲁迅，在他的《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中说：“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了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46】所谓圆稳的大学校长，即被鲁迅称做“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的“暴发户”蒋梦麟。【47】

蒋氏与朱家骅等北大同仁在“帝国主义怀抱”（蒋梦麟语）庇护中的六国饭店这座豪华的“监狱”里，悄无声息地像老鼠一样连续猫了三个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装打扮，躲过军警的耳目陆续逃出。蒋梦麟出逃后来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国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几天才逃出来的朱家骅，二人在如此险恶的场合见面，自是百感交集，皆为北大前途忧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别。朱家骅转道广州进入了中山大学，未久即主持校务；蒋梦麟转道浙江老家隐居。未久，北伐军克杭州，蒋氏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风，蒋梦麟、朱家骅、李大钊等北大名流纷纷出逃之时，胡适也感到了来自外界的威胁与压力，深感北大势如危卵，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识时务，势必将落个鸟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惨下场，必须设法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终于谋到了一份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差事，以此身份于7月17日匆忙离京赴英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算是体面地躲过了一劫。随着北大最后一根重要支柱与“定海神针”——胡适的出走，昭示着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鲁迅语）大学校，从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边翘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计的那样，旦夕间咔嚓一声“散板了”。

傅斯年归国（3）

散板后的北大已没有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摇摇晃晃地抵达香港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悄然出现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馆，邀请者乃是两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16岁的朱家骅于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朱氏萌生了造反闹革命的念想。当他闻见报载汪兆铭（精卫）谋刺摄政王消息后，大受感动，反意更兴，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知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暴动举事的消息，神情为之大振，立即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准备暴动。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从校园跳将出来，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攻击。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与斩首行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行斩首。一时间，整个上海滩刀光剑影，血气飘扬，人头乱滚。朱家骅在一连串的活动中所显示的才气、血气与组织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时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师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百余众严守待命。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尽管如此，朱家骅与张、戴之间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朱氏凭借张静江与戴季陶等要人的关系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跃，飞黄腾达，官至*的*长、省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终成一代政治巨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同济大学毕业后的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学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七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朱家骅采取韬晦之计，暂时不再吭声，默默教书，但暗中依然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缉捕名单，才慌忙弃却北大教职，于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六国饭店避难。就在朱氏与蒋梦麟等人躲在六国饭店，经日密谋筹划如何逃脱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北伐誓师大会，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转折意义的北伐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伐大军走出广州，一路势如破竹，盘踞在南方的北洋军阀顿时呈山崩地陷状，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途。

朱家骅从六国饭店逃出后，与正在南方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联系，时张、戴等人正在广东组织参与国民党北伐，而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壮声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朱应召前往。戴季陶见朱家骅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其步入仕途铺路搭桥。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力主整顿改革，并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门道和对党内势力扩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铁哥们儿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到来后，在戴的荐举下，顺利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并列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地质系主任、教授。因其他几位大佬皆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由朱主持日常校务工作。未久，朱家骅又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朱家骅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此时，朱、傅二人相互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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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的暗流

朱家骅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时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的一名学生。首次从德国留学归来并执教北大的朱家骅，偶尔听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谈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48】这句话对朱家骅而言，如风过耳，一闪即过，并未放在心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称为法日派群体，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15个系，系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