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婵了解到,西方医学的麻醉术此时已经很成熟。五十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六十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大量的战地医疗需求,使得麻醉技术突飞猛进,此时已在各种外科手术中广泛应用。“几个大汉把病人按在床上,医生在惨叫声中迅速解决战斗”的血腥场面基本成为历史。
但“分娩麻醉”还处于起步研究阶段,受到重重的阻力和反对。
一些比较先锋的医生认为,产妇的痛苦和嘶吼会消耗精力,使分娩更困难,因此建议将普通手术中使用的麻醉剂用在产床上。
但是,出于社会传统的原因,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毕竟《圣经》都说,上帝令生儿育女变得痛苦,以提醒人类仍是有罪之身。这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赐福。
况且,当代的学者认为,女性的道德感天生比男性脆弱。如果滥用麻醉药物,她们很容易对这种舒适感上瘾,变得迟钝、狡猾、多疑、冷漠、丧失责任感和羞耻心……
其他的观点包括,药物对胎儿不好,产妇太舒服了会延长生产时间,疼痛时的呼叫可以以提高肺活量、锻炼呼吸器官、锻炼女人的意志品质、促使她们变成合格的妈妈,宝贵的麻醉资源不如用在治疗伤兵上……
当然,争论这些的都是男人——医生、药剂师、政客、神职人员、伦理学家……
孕妇本人向来都是“您在外面先等会”。
转变发生在1853年。即将生育第八个孩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再也无法忍受又一次生产疼痛,顶着重重阻力找来麻醉医生,用吸入氯仿的方式减轻宫缩疼痛,顺利生下Leopold小王子,并给予麻醉服务五星好评,认为是“上帝的祝福,带来难以言喻的安慰和喜悦”。
1857年,女王再次“回购”,借助麻醉生下了第九个孩子Beatrice郡主。1860年,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普鲁士的腓特烈亲王妃初产,使用麻醉……
尽管这项举动依然受到保守界的大肆批评,但英国王室的带货能力不可小觑。分娩镇痛终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
这位科勒医生就是一位熟练的麻醉师,已经成功进行过多次临床手术。此次招募志愿者,主要是想进一步研究麻醉剂量与产妇年龄体质的关系。
“主要是靠吸入笑气、氯仿、乙醚等麻醉药物减轻疼痛,我会根据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度身定做麻醉方案……请放心,没有证据表明麻醉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当然,也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也绝不会给她超过安全剂量的药物……最坏的结果不过是疼痛,和正常分娩一样的疼痛。但我可以用三十年的从业经验保证,不太会出现麻醉完全失效……”
即便科勒教授磨破嘴皮,在纽约地区也很难募集到足够愿意配合的孕妇(的丈夫)。他不得不向布莱克威尔女士申请经费,提供金钱补贴,吸引穷人和底层有色人种来他这里免费参与研究项目。
林玉婵听完科勒教授简短的介绍,满心只想:
还有这等好事?
无痛分娩还不要钱!
她眨巴眨巴眼,转头看看苏敏官,跃跃欲试。
他没作声,许久才轻声笑道:“小时候广州有传言,说洋人教士把妇女小孩骗去教堂试药,之后剖腹剜心检查药效。我那时自诩精明,始终嗤之以鼻,觉得谁信谁傻。路过教堂时还特意往窗户里瞧。”
而现在,一个洋人医师堂而皇之地邀请他的女人“试药”,真是太阳底下没新鲜事。
林玉婵忍不住笑。他说得轻描淡写,听这口气,小时候也被吓得不轻,不然心理阴影为何留到现在不散。
“医师保证安全。我打算在这里留几日,观摩他的工作。如果进来的产妇都平安顺利,那我也要做。”
话说得很坚决,像是商量,更像是通知。
他依旧谨慎,问她:“一定要冒险?”
“疼呀。”她答得理直气壮。
顿了顿,又软软地说:“据说比割肉取弹片要疼一百倍呢。”
苏敏官眉心一跳,左手不由自主攥紧桌上一个墨水瓶。
被她提醒,想起许久以前在上海仁济医院的那场无麻醉手术。
……真不知道古往今来的女人,那些不如她坚强,不如她康健的女人,是怎么过来的。
科勒教授见两人用乡音交谈,凭经验,知道肯定是做丈夫的犹豫。男人一犹豫,这事多半黄。
“瞧,一张宣传单而已,浪费许多时间……”他笑着收回话题,啜饮咖啡,“我们方才聊什么来着?”
依旧是对着苏敏官说的。
“能不痛当然是好的,”苏敏官沉默许久,似乎有些难以启齿,轻声道:“如果使用麻醉,您本人会在场?”
“那当然,”科勒教授笑道,“我需要随时监控病人的情况,控制麻醉的药量。否则只要受过训练的助产士,或者我的女助理医师就够了……”
他恍然,很理解地笑道:“当然,大多数丈夫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除非性命攸关……没关系,医者仁心,虽然我可能第二天就忘记我的病人的模样,但我理解……您太太也不过是随便问问。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你们的感情。”
林玉婵听了科勒教授的答话,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好像、确实……
对十九世纪的大清“古人”来说,接受无痛分娩已经够出格;再让男医生目睹自己太太衣衫不整地生产,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