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部分（第1页）

总获得正面评价，但我总觉得有那么几分相似的地方。由此，反过来觉得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坐上了那么多位子的傅斯年，他的行事可能也不见得总是坦荡荡的。尽管如此，书中所录的一段傅斯年谈话，却是真的让我佩服不已：“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尽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这段话，真的让我感受到所谓的高洁情操与远大的视野，并为台大最终能迎来这样一位校长感到骄傲。

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　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　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的受到挤压。“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的这样一段文字，总让我有些微的违和感。虽说文字本身属于较感性的抒情文字，在全书的结尾，有这样的联想，实数自然，然而这样的联想，或许却正好显现出岳南对于台湾历史认识的不足。因为台大的椰子树，实际上是在日治时期，为了营造出“台北帝国大学”位于日本帝国领土最南方所应有的热带岛屿形象而特地栽植的。傅斯年的精神，实际上是透过傅钟每日响起的钟声，代代传递下去的。那上下课时二十一声的钟响，是为了提醒学子们，老校长曾经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余下三小时是拿来沉思的。”如同傅校长的老师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书其实最忌无条件的信任作者，尤以学术、传记类的作品为甚。作者隐恶扬善，乃是普通，断章取义，亦属平常。虽则如此，作者毕竟还是替读者指明了一条认识的路径。只是，循之而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著书中那些细微的阙漏，以免错过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另一条可供行走的路径。

2010年3月28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走进清华园（1）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走进清华园（2）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尔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为由拒绝。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究院主任。【5】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走进清华园（3）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6】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