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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第1页)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誓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隧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蜿蜒曲折都尽收心底。

1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炼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代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代不出,比知情不交代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地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查。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只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2

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是被称为“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样躲,政治都要找到你头上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怕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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