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逊·柯普,这家人的一个美国朋友,和爵士夫人、皮尔斯小姐一起回到营地时,看到她睡着了就没跟她讲话。那时候大约是差二十分钟六点。小儿子雷蒙德·博因顿,好像是最后一个看到她活着的人。五点五十分时,他散步回来,跟她说过话。尸体是在六点半被发现的,那时,一个仆人过去告诉她晚饭准备好了。
“从雷蒙德·博因顿和她说话,到六点半这段时间,没人再走近她吗?”波洛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
“但是,也许有人这么做过?”波洛坚持道。
“我觉得不可能。大约六点以后,仆人们就在帐篷周围走来走去了,人们在自己的帐篷里进进出出。没人注意到有谁接近过那个老太太。”
“那么,可以确定雷蒙德·博因顿就是最后一个看到他母亲活着的人吗?”波洛说。
杰拉德医生和卡伯里上校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卡伯里上校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陷入麻烦之中了,”他说,“接着说吧,杰拉德,这是你的工作。”
“就像我刚刚提到过的,莎拉·金在检查博因顿夫人的尸体时,认为不需要确定死亡的具体时间。她只是说博因顿夫人死了‘有段时间了’。但是第二天,出于个人的职业习惯,我想尽量把范围缩小一些,刚好提到了最后见到博因顿夫人活着的人是她儿子雷蒙德,就在差几分到六点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金小姐立即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间,博因顿夫人已经死了。”
波洛的眉毛扬了扬。“古怪。大为古怪。那么,关于这一点,雷蒙德先生是怎么说的?”
突然,卡伯里上校说:“他发誓说他母亲那时候还活着。他到了那里,说:‘我回来了,下午过得还好吧?’诸如此类的话。他说她只是嘀咕了一句‘还可以’,接着他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波洛困惑地皱着眉头。
“奇怪,”他说,“太奇怪了。那个时候天快黑了吗?”
“太阳才刚刚下山。”
“奇怪,”波洛又说了一次,“那么你,杰拉德医生,是什么时候看到尸体的?”
“直到第二天,确切地说是上午九点。”
“你对死亡时间的估算呢?”
法国人耸了耸肩。
“经过一晚之后很难说得准了。肯定会有几个小时的误差。如果要我出庭作证的话,我也只能说她的死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但不到十八小时。你瞧,这么说根本没什么帮助。”
“继续说吧,杰拉德医生,”卡伯里上校说,“跟他说说之后的事。”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杰拉德医生说,“我发现了我的皮下注射器——就在我梳妆台上的药箱后面。”
他往前探了探身。
“可能你会说,前一天我没注意到。我正在发着高烧,从头到脚都在哆嗦,状况惨不忍睹。而且,往往一个人在找一样东西的时候,虽然它就在那儿,可你就是找不到!但我只能说,我非常肯定那个时候注射器不在那儿。”
“还有呢。”卡伯里说。
“对,还有两件事,我觉得值得一提。死者的手腕上有一个痕迹,就像是皮下注射后留下来的小孔。她女儿解释说这是大头针扎的。”
波洛有所触动。“哪个女儿?”
“大女儿卡罗尔。”
“好。请接着说。”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无意中检查了一下我的小药箱,注意到我储备的毛地黄毒苷少了很多。”
“毛地黄毒苷,”波洛说,“是一种对心脏有毒的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