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场摩托车的奥林匹克比赛!我也注意到,台北的人行道颇有“特色”:人行道不是由政府统一铺设的,而是各家自铺,因此不仅五颜六色杂乱无章,而且高高低低,行人不小心就会摔交。当然,我也把这一“特色”摄入镜头。在停车场,我把镜头对准轿车的车牌。台湾朋友不明白,车牌有什么可拍的?其实,那是因为我注意到,台湾的车牌只有三种:“台北市”、“高雄市”和“台湾省”。在台湾,除了台北和高雄这两个省辖市之外,其他各县市的车牌都写“台湾省”。小小车牌,也清楚地反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同样,我也拍摄了台湾的邮局、邮箱、邮递员,全是绿色的,与大陆一样,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的邮局当然采用与大陆一样的“特征色”。
与新闻摄影记者一样,在进行纪实摄影时,眼快手疾很要紧。通常乘飞机,我总是要求给我前排或者后舱靠窗口的座位(中部往往被机翼挡住视线),以便在空中拍摄。
记得,有一次我从上海飞往美国旧金山,途经日本。突然,一团白色耀眼的东西出现在前方,定睛一看,那是在一片浓绿之中,出现一个银白的圆圈,“万绿丛中一圈白”,格外醒目。我马上明白,那是日本的富士山。我连忙去取随身的手提包,打开,拿出照相机。当我把镜头对准窗外的时候,那个银白的圆圈已经从机翼下掠过,消失在飞机的后侧。富士山,日本的象征。此后,我虽然多次经过日本上空,要么我的座位不在能够见到富士山的那一侧,要么飞机的航线不经过富士山上空,要么富士山处于云遮雾障之中,“富士山之憾”直到今日还没有弥补。就连我去了日本富士山,那天云雾弥漫,也未能见到积雪的山顶。
有一回我取道西雅图前往加拿大,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美国西雅图机场时,我忽然见到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长方形屋顶,漆着一面硕大无朋的星条旗。当时,西雅图也被列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西雅图人在来往飞机必经的空域之下漆了这面巨大的星条旗,为的是给恐怖分子以警告。然而,当我端起相机时,那面星条旗已经从机舱窗口“滑”了过去。这时,我见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密密麻麻停了上万辆轿车,赶紧摁下快门,得到了一帧非常壮观的停车场照片,以表现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数以万计的照片(4)
空中看世界,各处不相同。从旧金山飞往纽约,自西向东横穿整个美国国土,要飞行六个小时。美国的中部多山,也有大片平原。从空中看下去,城镇不多,地广人稀。从旧金山往西飞,飞往夏威夷。出现在机翼之下的,是无边无垠的太平洋。偶而见到黑色芝麻般大小的轮船,拖着一根白色浪花组成的尾巴。
机场通常都在城市周边。在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往往是“鸟瞰”一座城市的最好时机。从飞机上拍摄城市,“站得高,看得远”,会给人一种宏观的、全景式、“高屋建瓴”般的观感。我在美国拍摄的许多航摄照片之中,“佳评如潮”的一张是从空中俯摄旧金山:湛蓝的旧金山海湾上,横跨着长长的海湾大桥,而画面的左侧则是与海湾大桥相连的高楼林立的旧金山市中心。最为巧妙的是,旧金山闹市的高楼群非常清晰,而画面的左上角是一片薄薄的白云,遮住了一部分市区,使旧金山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这张照片使久住旧金山的朋友都感到新鲜,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冲击,就是因为“居高临下”的缘故。
从空中看洛杉矶,像一个平摊在那里的硕大无朋的大饼。洛杉矶的特点就是“大”和“平”。其实,“大”是“平”所造成的,因为洛杉矶多地震,所以这里的居民住房大都是木结构的平房,所以占地面积很大,因此城市面积就很大。用房地产业的专业名词来说,这里房屋的“容积率很低”。只有在洛杉矶市中心,才见到“一小撮”高楼。从空中俯瞰纽约,郊区也大都是一、两层的房子,然而曼哈顿岛上摩天大厦高度密集,看上去像筷子笼里的大把筷子似的。飞机从市区盘旋到大西洋,可以看见纽约有许多湛蓝的海湾。
从空中看莫斯科是绿色的。树林连着草地,草地连着树林,莫斯科的绿化很不错的。在这一片浓绿之中,掩映着红色、蓝色、白色的屋顶。
从空中看悉尼,则是一片蓝色。海洋包围着这座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大多数悉尼房屋也是低矮的,红色的屋顶被房屋的前后花园簇拥着。
从空中看台北,市中心是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的高楼。即将到达松山机场时,我清晰地拍到了台北圆山饭店那红色大楼。圆山饭店被誉为台北的地标,名不虚传,因为鲜红的圆山饭店坐落在浓绿色的山头,非常醒目。
我飞往日本大阪的时候,见到了宽广的灰蓝色的大阪湾,见到正在海面航行的万吨巨轮。我正准备从空中拍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时候,在一片波涛之中突然出现一大片陆地,我赶紧摁下快门。没想到,刚拍了两张,客机一震,前轮已经着陆了。通常,飞机在海滨的机场着陆,总有一段“过渡”:机翼下先是出现陆地,飞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出现机场。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则是从海洋一下子“跳到”机场,因为这个机场是硕大的长方形的人工岛,是填海建成的,所以机场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
在飞机即将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多次从空中拍到了上海西郊漂亮的别墅群。我在上海讲座,大屏幕上放映那些别墅群航摄照片时,观众席里传出唏嘘声。不言而喻,尽管许多听众是“老上海”,即便到了西郊,见到的也只是一幢幢平视的别墅,见不到如此高密度的俯视的别墅群。
我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其实也就是我的纪实文学的另一种形式,即以视觉艺术展现生活。在当今大量的以风光摄影为主的旅游图书中,我的另类的纪实摄影作品集显得与众不同。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视角,展现社会风貌,表现百姓生活,浓缩历史风云,记录时代脚印。我更在意的是画面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内涵。我曾经先后出版了多部以照片为主的书,如《镜头看世界》、《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台湾》等。
我愿通过我的镜头,使广大读者走近现实,走进现实。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1)
喜欢收藏的我,在书房里还保存了许多电影废胶片。那是我当电影导演的时候,三天两头要剪辑影片。电影,每秒钟拍摄24张画面。一个一、两分钟的镜头,要用掉很长的一段胶片。按照规定,每个镜头的头尾都必须剪掉,这些剪下来的就成了废胶片。在剪辑车间,这种废胶片很多,每隔半个月左右,就要烧掉一批。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如果画面有保存价值,就把剪下来的废胶片保存下来。
我保存这些废胶片,原本只是作为从事电影工作的纪念。没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废胶片编成了一本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事情要从2003年8月10日说起。那天,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采访。
平日,我家也常是记者们光顾的所在。记者们前来采访,要么要我谈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见解,要么要我谈最近出版的纪实文学新书。然而,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却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往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不仅是他们无法进入那神秘的“禁区”,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当时也同样未能获准。据报道,“那里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人企图偷看或拍照,警卫会‘很客气地’地请他们立即离开。”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他们得知,中国即将在2003年10月发射载人飞船,便追踪这一新闻。我曾经在二十四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将近半个月,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我的特殊的经历,引起了香港记者的注意。他们要我谈在“禁区”内见闻。
结束谈话之后,他们极想一睹电影《载人航天》。
我告诉他们,影片完成双片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没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仍然企望能够看到我在1979年拍摄的电影《载人航天》。他们在回到香港之后,几次来电询问电影《载人航天》的下落。他们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在香港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载人航天》是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所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