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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物，毛衣是玛戈特从奥地利搞来的，一个至少是中立的国家。她把西方的商标摘掉。“一次我们走在柏林的舍恩豪瑟林荫大道上，玛戈特像往常一样穿着时髦的套装，突然她的一只鞋跟断了”，克劳斯·科恩教授回忆说，“然后我们进了附近的一家鞋店，想赶快买一双新鞋。是的，在那儿，她站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款式面前，简直没法挑出一双来。因此她宁愿没有鞋跟继续走，也没有买那样的鞋子。”此间，埃里希·昂纳克坐上党的第二把手的交椅是毫无争议的。除此之外，他和莫斯科有特别好的关系，尤其是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当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向莫斯科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并要求民主德国走一条更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昂纳克在1971年抓住机会，在勃列日涅夫的帮助下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赶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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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6）

“这是昂纳克和苏维埃总书记之间实实在在的阴谋，因为密谋关系早就存在。勃列日涅夫说，他来到绍尔夫草原打猎，事实上是为了和昂纳克会面，尽快将乌布利希解职。”就像赫伯特·哈伯一样，许多人都被昂纳克强迫他的政治教父辞职的冷酷无情所震惊。埃里希·昂纳克被选为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尽管不少人认为还有更合适的人选，但昂纳克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在统一社会党内部，他当时也已经取得了再也无人能够与相其争的权位。玛戈特·昂纳克在他的计划中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她是昂纳克政治生涯青云直上的原动力。在玛戈特支持丈夫、也许是驱动他的同时，她自己继续居于幕后，把她整个精力都投入到人民教育事业中。随着当选总书记，昂纳克终于被众人所瞩目。他开始了一项庞大的住房建设计划并试图改善人民的消费品供应。虽然出现了新兴的气氛，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僵化的“山羊胡子”乌布利希也走了，但却没有出现真正的进展。改革停滞不前，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够宽松，商品供应情况仍不理想。昂纳克是个权力人物，但不是先知。

在他1976年又被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后，他作为民主德国当时最重要的人就把权力集于一身了。“昂纳克从在中央委员会时就有一棵他非常喜爱的棕榈树，它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他。在他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后，那棵棕榈树被人从他那里搬走了。他需要一些排场更大的装饰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人们可以去包装一个人一样，他也是被另外几个人包装出来。”用权力的象征物来做装饰，正如作家库辛迈斯特夫妇所说，埃里希·昂纳克自己也很愿意接受。昂纳克完全依赖于将他送上高位的权力结构吗？不管怎样，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为他的个性而量身定做的。他狂热地喜爱在东欧集团内部很普遍的“国家狩猎”，有个人爱好的成分，但同时也因为这是权力者地位的象征。昂纳克很喜欢要求媒体参加，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果敢的猎人，被打死的猎物所围绕着被人拍照。上百只死兔子流着鲜血倒在地上，昂纳克站在中间。汉斯·莫德罗认为，这是一种“强调超越自然界和造物主”的需求。

对于克劳斯·库辛迈斯特来说，“这种对所有生灵的射击”是昂纳克出身的合理结果，“这恰恰是典型的小无产者的表现。当他爬到上层后，他干什么呢？他去打猎！”埃里希·昂纳克作为一个人最终消失在官僚的面目之后，曾经的理想也被权力仪式所取代。筲新当选的总书记向被他推翻的瓦尔特·乌布利希祝贺78岁生日。　　　　玛戈特·昂纳克拒绝她丈夫这种封建式的爱好。但她也知道，打猎有助于培养同当时的苏联领导层的关系。在国家狩猎时，当然不仅仅是猎获野物，而首先是处理政治，稳固权力，而玛戈特·昂纳克也从她丈夫的权力中受益。她的人民###在民主德国的部委里早已是一个突出的部门，计划被批准得更快，资金更迅速地到位。对此，玛戈特·昂纳克一直尽力在避免给人们造成她在共治的印象，她只能艰难地去掩饰她比丈夫聪明的事实。

达到顶峰的埃里希·昂纳克被证明是个无能的社会主义管理者，有时很专横，通常很迟钝，还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他萨尔区萨克森人的口音经常遭到嘲笑。再也没有人提起“社会主义理想的一对儿”了。“我们一直有点儿同情埃里希·昂纳克。我们觉得他总是有点儿勉为其难。就这方面来说，有时我们会感到高兴，如果她的夫人接过话茬，而不是他在说话。”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回忆说。玛戈特·昂纳克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主宰了她的丈夫。但就政治而言，如果人们高估了她的影响力，那可就低估了埃里希·昂纳克，“要是把埃里希·昂纳克看成只是受她控制的愚蠢的小伙子，那就错了”，米歇埃尔·兰姆克强调说，“昂纳克明显并不愿意让他聪明的妻子也在党内青云直上，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她出现在政治局里。他绝对不想这样。”尽管如此，玛戈特·昂纳克也不会在丈夫面前隐藏自己的政治意图，她总是试图越过他去搞政治。“如果她想推行什么，她常常会说，‘总书记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是昂纳克，而不是她的丈夫，那么人们就搞不清楚，他确实是这么表示的，还是她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他挂在嘴边。”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说。

另一方面，她也明显尴尬地注意到，不作为国家元首的夫人，而是作为独立的女政治家被人接受和承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玛戈特·昂纳克绝对明白她的界限。她从没有试图要超过丈夫，在统一社会党内继续向上走。但在社交场合这种收敛有时对她来说很难，库辛迈斯特夫妇说：“我们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舞会。昂纳克来到我们桌前，向我们问好，不到5分钟，玛戈特就出现了。她像个少先队员那样敬了个队礼说：‘时刻准备着，埃里希！’然后就把他从我们这里拉走了，虽然我们和他的谈话刚刚开始，但她却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把他从我们这儿拽走了。”像库辛迈斯特夫妇在新年舞会上这样的经历已经司空见惯，玛戈特·昂纳克早已不再是那个魅力十足而且友善的年轻女人，在哪儿都能很好地倾听。“七个小矮人”在这期间对他们的“白公主”已经有了恰如其分的尊重；在人民###里，早些年同事式的相处气氛早已成为过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她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那个战后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吃带皮的熟土豆和掺有麦片的腊肠的人到部长同志，中间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克劳斯·赫尔德就像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从早年和昂纳克夫妇共同奋斗，到后来作为他们“下属”的痛苦折磨。几乎每个人在这对夫妇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理想扭曲的过程——那个人们在战后希望为之而奋斗的理想。很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昂纳克夫妇的失败通常只是反映了自身的失败。那些曾经作为共产主义者投身政治的人在谈到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时，也会不自觉地谈到自己。　　　　权力肯定也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它现在似乎是将这对夫妻连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因为安全原因，昂纳克夫妇当时住到了柏林以外万特里茨的高级干部居住区。为社会主义天堂的斗争要求过一种被保护的生活。一天14小时的工作，没有亲密的朋友，除了政治以外很少的共同兴趣爱好，在森林居住区万特里茨简朴的奢侈都无法弥补这些缺憾。灰色的两层楼，在建筑艺术上毫无想象力，朴素而功能突出，高大的树木环绕着这个建筑，还有一堵墙、铁丝网、警卫。这里居住着民主德国的政治大人物。为了不遭到未经允许和他人联合、秘密结成小团体以及散布偏离路线的政治观点的怀疑，在散步时人们极少问候，避免同任何人长时间交谈。这是一种互相猜疑的大气候。“是很恐怖，人们的这种孤立和隔绝……根本就没有交流。”赫伯特·哈伯在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短短几个月里也不得不搬到万特里茨去住。君特·威尔姆斯怀疑，玛戈特·昂纳克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孤单以及与他人之间所缺少的联系和交流，“因为她当时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用工作代替与人的交流，这就是政治家的命运，玛戈特也无法逃脱，正如威尔姆斯当时所观察到的，“她有时在部里巡视，我们就说，你应该回家了，你应该躺在床上了。她自己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恐怕是——现在我借用一下列宁的话——职业革命者的通病，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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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7）

实际上玛戈特·昂纳克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她心脏有问题，需要服用药物。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孤独，但她一直试图逃脱万特里茨的隔绝状态。在到达权力的顶峰后，夫妻俩这时似乎缺少了共同的战斗。许多东西不复存在，婚姻仅剩下一张纸而已。关于情人的谣言不断出现。玛戈特·昂纳克据说是和一个演员有暧昧关系，之后是个人民军战士，然后是个司机。说到谣言，她的丈夫也不落后于他，据说他送了不合适的礼物给他的按摩师，还有他那长着漂亮眼睛的女秘书。“昂纳克夫妇离婚了！”人们私下谣传。没有人能够真正能够证实谣言，但有一点能确定——两人走着各自的路。埃里希·昂纳克更加频繁地将打猎作为休息方式。玛戈特试图逃脱高级住宅区的拥挤，她取得了驾照。这在民主德国非常特别，因为每个政府成员原则上都配有超过两个司机。　　　　这不仅仅是舒适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司机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就连昂纳克夫妇也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监听。两人都不喜欢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显然他会把对苏联路线哪怕是最小的偏离都报告给莫斯科。玛戈特·昂纳克不但取得了自己的驾照，她还得到了一辆自己的汽车，最重要的是：她坚持要自己开车。由此，她不仅取得了行动自由，还不会被监视。关于她秘密会情人的谣言依然存在，在一个没有低俗媒体的国家里，它倒是赋予了这对夫妻一些人性化的东西。和哈拉德·威瑟尔斯一样，几乎每个人都回忆说：“曾几何时听说过这样的谣传。”政治上，这些问题在他们当初那次婚外恋后在昂纳克夫妇那儿早已无足轻重。因为统一社会党也不再像两人认识时那么古板，并且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这时已站在了国家的顶点，几乎是无人敢指责的。但他们并没有分开。他们对人们的传言置之不理，再一次——挺住！这他们从童年就一再练习。离婚将会损害公开名誉和他们的自身形象。此外，家庭对他们很重要，他们非常宠爱女儿索尼亚和外孙。外孙们似乎完全弥补了他们相互之间无法给予的东西，人性的温暖和无拘无束的亲近。将两人维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当初的理想了，他们现在是在和这个理想的假想敌而斗争。埃里希·昂纳克多数情况下对党内的批评者置之不理。“他挨打的时候总是笑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是昂纳克同学的埃里希·沃尔特默描述说。

后来，作为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他也试图用表彰的方法来对待党内的反对者，约束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这是“笑”的另一种有力的形式。民主德国从来没有像在昂纳克时期那样发过那么多的勋章。对于批评，他很少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去探讨或辩解。通常他都会沉默，躲在他的“大理石面孔”后面，或者短促、严厉地将话题引开。赫伯特·哈伯明确了解到，要让他理解事物的另一面有多么的困难，“1984年的深秋，在他桌上放着一封希望移居到民主德国来的联邦德国公民的信。他认为：‘这当然太好了，现在你就催催这事儿。’我当时没有直接说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而是半带小心地构思着该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像对待那些想从民主德国跑到联邦德国的人那样对待这些想从联邦德国跑到民主德国来的人，如果他对联邦德国的人想跑到我们这里来感到如此欣喜的话。他完全愣住了并回答：‘不，就这么定了。’再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我可以走了。”和丈夫一样，玛戈特·昂纳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洞察力。她同样也理解不到在她的部里允许批评意见存在的意义。教师甚至是学生，谁要是表达了偏离党的路线的意见，都会被逐出校园；牧师的孩子通常不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家里有亲戚逃离东德的人被看作不适合上大学。对于国家里的各种状况，昂纳克夫妇只接受那些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毕竟他们也是“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失误”。

批评通常被作为有“缺陷的看法”而被驳回。意识形态使他俩变得盲目。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相互支持着去拒绝每一个改革，因为每一个批评都会给他们的权力带来威胁。而对社会主义的绝对信仰又使他们难以承认制度中的缺陷。“当然，偶尔他们也会要求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看着吧，你就该倒霉了。”海尔曼·卡恩特回忆起两人日益脱离现实的情形。迫害那些对民主德国现实情况不满、希望变革以及企图逃离国家的人，这就是他们对“给予所有人幸福”理解的结果。谁想逃离这种幸福，就会有危险，被窃听、被关押或是在逃亡中被打死。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敌人。当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也要求民主德国推动改革时，两人都拒绝了。玛戈特·昂纳克虽然聪明，但比她丈夫还要教条主义，她支持他的政治僵化。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灭亡的化身，是他们所崇拜的苏联的叛徒。由于患肿瘤，埃里希·昂纳克的身体日益衰弱，他把捍卫意识形态的任务交给了妻子。玛戈特·昂纳克抗争着。“很明显，当埃里希和戈尔巴乔夫无法合作时，她就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寻找同盟者，以便在民主德国推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独立立场，也就是她丈夫的立场。”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说。哈拉德·威瑟尔斯也猜测，玛戈特·昂纳克就像当初一样，又在为和丈夫的共同目标奋斗，“在她1989年教育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不仅阐述了教育问题，而且从教育政策引申到整个政策。她表达了非常强硬和尖锐的立场，这也是原本昂纳克想表达的。”在讲话中，玛戈特·昂纳克号召青年人面对民主德国灭亡的危险，要用武力去保卫社会主义，“我们的时代是斗争的时代。它需要能够战斗的青年，他们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为它挺身而出，用语言和行动去捍卫它，如果必要，就拿起武器！”

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8）

1989年6月，昂纳克最后一次到莫斯科参加华约组织政治咨询委员会会议，急性胆结石绞痛迫使他提前离开。8月份，医生在已经非常虚弱的昂纳克身上又发现了肿瘤。这时，民主德国内部的崩溃进一步加剧，国家群龙无首。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埃里希·昂纳克在《新德意志报》上又一次用笔名发表文章，写了一篇针对星期一游行和所有希望改革的人的评论，“应该忘掉西方骗人的生活，这些人现在要放弃从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东西。他们在损害自己，背叛他们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