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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1页）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市到处存在，我们过去认为必需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关于宋庆龄自渝返沪后的住所，据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资料，宋于1945年11月乘飞机抵上海，即驱车去靖江路45号寓所下榻（房主原为德国人，作敌产没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29号）旧居，至1948年5月间又迁至林森中路1804号（原房主因汉奸罪其房产被判没收，经蒋介石下令拨给孙夫人居住，香山路旧居改作中山纪念馆）。

这封信是给刘陈伊华的。她是一位美籍华人，在香港曾在“保盟”当打字员。这个例子说明，宋庆龄总是想着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们联系，并且不论他们职位高低，她都一样热情。

这封信还显示出，她总是把公众的需要放在个人的要求之前：

“……许多人邀请我访问美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实在使我分不开身……我非常想去重访朋友们，再看看我儿时到过的地方。真是遗憾，环境还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

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①，暂不使用新名。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旧金山刘陈伊华，1946年3月1日。

但这不是说保盟的工作在迁移和改名时期要暂行停止。相反，还在重庆时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战刚刚胜利的有利时机，把尽可能多的供应品运往长期遭受封锁的解放区去。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由于形势的难以捉摸——既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也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支援解放区一所医院的事情上具体表现出来。在沿海运输恢复之后，宋庆龄就向在美国的友人发出呼吁：

“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①

①重庆保卫中国同盟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这所医院设在敌后的新四军地区，保盟要从重庆运物资去无论从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在上海就可以想办法了。保盟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但国民党的封锁事实上仍然存在，花了许多时间办交涉才从蒋政府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即使如此，因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原定1946年4月运到，结果迟了两个月。

全部设备运到后，当地县政府把一座本来准备作办公用的房子让给医院——这种作法当时在解放区是很普通的。安装工作立即开始，这所医院为了报答国际上的友好支援，保证要成为本地区卫生工作的模范。为了帮助这所医院，受过西方培训的一些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后者同他的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老战士）。担任医院化验室主任的一位中国医生是著名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曾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承担了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这种志愿从大城市到艰苦的内地去工作的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员代表了当时正在传播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装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与抗战时期游击战争中技术和物资都严重匾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看来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现了一场劫难。蒋介石重开内战后，这所医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之一。有些新设备还没来得及打开，医院又得转移到北面数百公里处山东境内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7年5月29日。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后来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结婚。此处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写给在美国的双亲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惠赠。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