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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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每当你想关上百叶窗，你就旋转它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都倒悬着头。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倒悬着。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一样！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我认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即便是对刽子手。即便是对情妇。

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妇也没有。有“女伴”，有“伴侣”，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性朋友”，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有这样小心的传言，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是个神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可情妇呢？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不可思议。也许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现在自在。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直至今日，冒烟的蜡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还会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

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里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斯的拘留营；衣衫褴褛的孤儿，仍旧在饱受蹂躏的欧洲大陆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流浪。爸爸惯于就着二十五瓦电灯泡的惨淡灯光伏案工作到凌晨两点，损伤了眼睛，因为他认为使用光线强的灯泡不对。拓荒者在加利利的基布兹夜复一夜地坐在帐篷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撰写诗集和哲学专著，你怎能将他们遗忘而像罗斯柴尔德注一样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灯泡下？邻居们要是看到我们家突然亮得像舞厅，会说些什么？他宁愿损伤自己的视力，也不愿意吸引旁人的注意。

我们还算不上最贫穷的。爸爸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拥有一份微薄但固定的收入。妈妈教些家教课。我每周五在泰勒阿扎给科恩先生浇花园挣一先令，周三我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后面，把空瓶子放进板条箱，又挣四个皮阿斯特，我还教芬斯特太太的儿子看地图，每节课两个皮阿斯特（可这是赊账，直到今天芬斯特一家也没给我钱）。

尽管有这些收入来源，我们还是每天省钱，省钱。小住房里的生活与我在爱迪生影院里曾经看到过的潜艇上的生活类似，每当海员们从一个水密舱到另一个水密舱去，就得把舱门关在身后。我用一只手打开厕所的灯时，就用另一只手把走廊里的灯关掉，为的是不浪费电。我轻轻地拉动链子，因为光是小便就把储水器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流水倾泻而空是错误的。还有其他生理功能需要（从来没有命名）时而要用大量水冲洗，可小便要用整个尼亚加拉？此时内盖夫沙漠的拓荒者正把刷过牙的水节省下来浇灌植物吧？此时在塞浦路斯的临时难民营，整家人要把一桶水用上三天吧？我离开厕所时，用左手把灯关掉，与此同时，右手打开走廊里的灯，因为大屠杀仿佛昨日，因为依旧有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多洛米提斯山漂泊流浪，在临时难民营和禁不住风吹浪打的大船上遭受苦难，像骷髅一样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因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困苦与贫穷：中国苦力、密西西比拾棉人、非洲儿童、西西里渔夫。我们有责任不浪费。

此外，谁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烦恼尚未结束，最好相信最坏的事情将要来临。纳粹或许已被消灭，但在波兰，集体屠杀仍在继续，讲希伯来语的人在俄国正遭受迫害，这里的英国人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大穆夫提正在讨论屠宰犹太人问题，谁知道阿拉伯国家将要对我们做些什么，而玩世不恭的世界考虑到石油市场和其他利益，支持阿拉伯人。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书。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住房的每个角落。我总感觉，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书是不朽的。小时候我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利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有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享受上架待遇。

要是有那么一两次，买安息日食品的钱不够，妈妈会看看爸爸，爸爸知道该做出牺牲了，就会朝书架转过身去。他是一个理智的人，知道面包比书重要，孩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他佝偻着后背，穿过走廊，胳膊底下夹着两三本珍爱的书，走向梅亚先生的旧书店，仿佛是驼着的后背让他走不快似的。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大早从帐篷里把以撒扛在肩上走向摩利亚地时，就是这样躬着身子吗？注

我可以想象他的忧伤。爸爸和书具有一种感官上的联系。他喜欢感受、抚摸、闻嗅他的书。他对书动手动脚，以此为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得过去触摸书，连别人的书也是一样。那时的书确实比现在的书要性感：适于闻嗅、轻抚和抚弄。有些书是用有点粗糙的皮装订而成，上有烫金字体，散发着香气，触摸时让你起鸡皮疙瘩，好像你在触摸什么隐秘而不可接近的东西，某种在你的触摸下耸起并颤抖的东西。还有一些书用布面卡纸板装订而成，用散发着奇妙芳香的胶水粘住。每本书都有自己独特而富有挑逗性的气味。有时布面从卡纸板上脱落，像调皮的裙，令人难以抵挡诱惑去窥视肉体和衣装间的黑暗空间，闻嗅那些令人眩晕的气味。

一般情况下，爸爸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回来，书没有了，满载装有面包、鸡蛋、奶酪的牛皮纸袋，有时甚至有腌牛肉罐头。但有时他献祭归来，笑逐颜开，没有了心爱的书，也没有吃的：他确实把书给卖了，但立刻买了另外的书取而代之，因为在旧书店发现这样的奇珍异宝，他平生也许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他无法控制自己。妈妈宽恕了他，我也宽恕了他，因为除了甜玉米和冰激凌，我几乎什么也不喜欢吃。我痛恨炒鸡蛋和腌牛肉。坦白地说，我有时甚至嫉妒印度饥饿的孩子，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

快六岁时，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在他的书架上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我把自己的书放在那里。确切地说，他给予我书架最后一格的四分之一。我怀抱着自己所有的书——这些书以前一直放在我床边的一条凳子上——把它们拿到爸爸的书架上，井井有条地放在那里，让它们背对世界，面朝墙壁。

这是某种启蒙仪式，一种成年礼：一个人的书若是站立起来，他就不是一个孩子，而已经是大人了。我已经和爸爸一样了。我的书已经站立在那里了。

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爸爸出去工作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整理我的图书角，但做这些事情时又非常孩子气。我按照高度来排列书。最高的书确实有损我的尊严，那是儿童文学作品，用韵文写成，附有图片，我蹒跚学步时他们就给我读这些书。我把它们放在那里，是因为我想把分配给我的书架全部填满。我想要我的领地满满当当，拥挤，溢出，像爸爸的书架那样。爸爸下班后，我尚处于亢奋状态，他吃惊地瞥了一眼我的书架，随即一言不发，死死盯住我，那目光让我终身难以忘怀：那是蔑视的目光，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失望的目光，近乎绝望的目光。最后，他噘起嘴唇朝我嘘了一声：“你发疯了吗？按照高度来排列？你错把书当成士兵了吗？你以为它们是某种荣誉卫士吗？是消防队接受检阅吗？”

他不再说话。爸爸那边是漫长、可怕的沉默，某种格里高尔·萨姆沙注似的沉默，仿佛我在他面前变成了昆虫。我这边是负疚的沉默，仿佛我真的一直就是某种可怜的昆虫，现在秘密揭穿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失去了。

爸爸打破沉默，继续说话，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爸爸向我揭示出所有的人生真谛。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加隐瞒。他开始引我探究图书馆迷宫的内在秘密：暴露出主要交通干线，也暴露出条条林中小道，令人头晕目眩的风光。它们千变万化，差别微妙，想象奇特，像颇具异国情调的大街，有大胆的组合，甚至异常古怪之念。书籍可以按照主题分类，可以按照作家名字顺序排列，按照系列或者出版商排列，按照年代顺序、语言、主题、领域，甚至出版地点排列。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