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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们地下属吏员大都为自行辟除。被辟除的椽属，与其长官结成连带责任关系。由于他们是长官亲选，所以多执掌实际事权，而中央任命的辅佐官员，尽管级别较高，却往往没有实权。

任子是对高级官员子弟的一种特殊照顾方式。汉代规定；二千石级官员任职满三年以上，可以任子弟一人为郎。

赀选是对官吏的资产限制。汉代统治者信奉“有恒产者有恒心”，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家产才能够被选拔为官。汉初为十算（算为汉代的征税单位，一算为资产一万钱），景帝时降为四算。后来到武帝时，又开始卖官，称为纳赀，从而打破了汉初商贾不得为官的限制。此后，卖官鬻爵成为历代王朝选官制度地一个补充手段。

不过，到汉代后期，察举和辟除都侧重于名声，越到后来沽名钓誉现象越严重。汉末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这一弊端的写照。

在三国时期，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到察举已不适应社会需要，所以寻找各种途径进行改革。先是曹操的征贤令，他广征贤才，不求名声，甚至说哪怕当过贼，做过恶。不敬父母的不孝之人，只要有才能，一样可以来我这里当官。而陈群推出的“九品中正官人法”，虽然在政治上有利于克服汉末以来地分裂割据局势，但是，却造成了官吏任免中地权责分割。中正管品评而没有用人权，对用人不当不承担责任；政府有用人权，却受到中正品评的牵制。“中正之法行，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攉用者不敢违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则司评论者本不任其咎。体统脉络各不相关，故循私之弊无由惩革。”此制度囿于门第的限制，在选拔官吏的实际效果上无足称道。

关于举贤用能。我自蜀中初学政事之时，便将之作为重中之重，请太傅许靖亲自负责，进行管理，提出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大夫，无论读过书还是没读过书，甚至无论是汉是夷，是蛮是胡，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获得官职的口号。从平民中简拔了大量英才；其后，每行至一处，必先查其风俗，访其贤才，擢拔使用。但是我对此并不满足。因为所有察举。都是相马，所以易于被操纵，也容易使各地官员成帮结派，而我要的是赛马，使天下英才自现于囊中，是脱颖还是露端，一眼便能看出来。

我把我的想法对孔明说了，孔明亦深以为意。但是。当如何来制定赛马的规则，需知天下之才颇众，断无一法可以约束的。我自然赞同他的观点，当下我们认真讨论，如何来定此规则。首先。察举制是由他人推荐，考试为辅；而我们要定地制度却要让英才自现，让天下才人“怀牒自举”，以考试定取舍。其次，我们扩大了参加考试的人选：一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在读生员，二是身家清白符合报名条件经州县审查合格的普通百姓。除了罪犯，僧道及倡伶等几种职业外，都可以参加。这样，参加考试地人员范围就比原来扩大了，有利于普通人的入仕。而考试的内容，为了与察举相贯通，我们确定了茂才这一科目，除此之外还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武举、恪物……诸科。茂才科最为严格，所以是为全才，故取士较少。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将是进士和明经两科。进士科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明经科为帖经、经义和时务策。帖经是经学基础知识测验，诗赋是考察文采辞章，经义是经学理论，时务策是政论见解。明法、明字、明算诸科，属于专科性质。专科性质的科举，则考专门知识。如明法考律令，明字考《说文》和《字林》，明算考十部算经，武举考弓马军事等等。

孔明与我细细讨论之后，手摇羽扇笑道：“如此，则天下英才皆从于朝庭，诸侯之难略可平矣。不知此法以何名之？”

孔明高才，自然一眼看出，汉代以察举和辟除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虽然解决了战国以来军功制和养士制不适应治理国家的问题，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由夺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回答了“马上得之”能不能“马上治之”的难题。但是，这种制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举荐方式，会造成用人权地下移，辟除是直接下放用人权。推行时间一长，使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冲击。累世三公的豪门名族和盘踞一方的州郡守，“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势力集团。三国之乱从根子上说，虽是统治者的糊涂混帐，却也与用人机制有着相当的关系。因为无论是袁绍自己地幕僚心腹，还是曹操所用的谋士将领，都只忠心于自己的“主公”，而不会对汉室有什么情感。若是采取我们现在的选人方法，却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而使天下归心。今后，我将逐步废除辟除等举士方式，我就是要改变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彻底收归朝廷。

该叫什么名字呢？我略一沉吟，心头忽然闪过两个字：“便叫科举好了。”

（PS：以下不计字数。司雨认为，近代人对科举地认识是有偏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不务时事，搞得治理国家之人大都是些只会之乎者也的酸丁腐儒。但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地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这种做法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流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吏的操守品行，在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最初的考试范围也不是清代那样考八股，事实上，文中所说的“明法、明字、明算……”等专科考试都曾出现过？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而这种不分门第，以才选士的做法，一直被西方所推崇，中山先生甚至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才选拔，什么笔试面试，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在很多地方都还可以找到科举的影响。

第三章

不过我没有想到，想得很好的东西，执行起来未必就能一帆风顺。朝野之中，反对之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首先反对我的人竟然是诸葛乔，他问我道：首先，科举要人来京考试，穷学生来不了怎么办？赴京赶考，路途遥远，肯定用路费，花时间，再加上道路不平，如何来解决？蜀中之人要是来到长安，路上翻山越岭，要多少时间才行？其次有能力的人不愿来怎么办？要知道，大多数高人隐士都不愿出山，州郡举荐，皇帝征召，尚且一推再推，何况是要他们来与普通士子共同参加什么考试。更不用说孔明先生这样不世出的奇才，连太上皇亲自上门还要三顾呢。再次时间太紧，这科举又能来多少人？人来少了，取了些庸才，岂不是把皇上的名声也毁了？而且，原来的各大豪门可以直接推选人才，如今取消了他们这个权力，他们肯还是不肯？

我对诸葛乔说：平心而论，你的话极有道理。不过，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必有其不成熟之处，何况就算是成熟，人们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得很完美。而人们对旧的事物有具体的认知，有熟练的操作程序，自然不想改变，懒惰是人的天性，习惯会左右人的思维。此时季汉草创，万象更新，此时任何改变，都是容易的，但以今后再改变难了。而且察举之制，已现弊端，再不能持续下去。就眼下来说。这种改变是正常的，是必须的。否则的话，人们只务虚名。不求实才。把国家的理才大典变成谈玄之会，把唯才是举变成唯名是举，那季汉天下岂不重滔东汉复辙？如果你认为我所提地制度存在问题，你可以帮助我共同来完善它。让它在现阶段做得更好，但是如果因为它的不完善而否定它，那就不必了。你所说的几点，自然应该解决，蜀中地学生可在成都举士，雍凉地在长安举士。这样就免去了他们的劳顿之苦；高人不出山，我们还可以用直接征召的方法，但我希望科举成为正途；第一次的举士，来得人可能会少一些，但我们可以从严选取，细心操作，不会出现取庸才地现象。只要第一次办好了，以后自然会越来越好。各大豪门。不说雍凉益三州现下没什么大的豪门，便是当真有，也别想阻止我的决心。此事，哪怕花一百年的时间，季汉也会把它定为国策！

此后。这一纸诏书在丞相府、尚书台和御史台之间来回穿梭，征求意见。我发现，科举之事，在上层反对的人多，在下层却是支持的人多，在各州郡反对地人多，至于学校和百姓则是支持的人多。这种调查结果坚定了我改察举为科举的信心。

与之相匹配的，我又下诏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各乡皆设蒙学，其上设县学、州学直至太学（在季汉初期由于国力原因，好多蒙学过于简陋，只有一两个老师，国家发不起月供，轮流着到学生家里吃饭的现象比比皆是）。鼓励游学，鼓励私人办学。季汉以武立国，方今天下未定，不可弃武事。所以我在长安城外上林苑内创办了帝国第一所军校，由孔明任校长，张飞、马超、赵云和于禁四人亲自兼任祭酒，在军队中选拔良才和下层军官进行深造。而第一科所有武举，可以直接入军校学习。同时，我从少府拨专款在汉中为故去的先生张机设立了张长沙杏林馆，专门培育医学人才。此外，我在海内征集图书，到京中后统一组织抄写，积极研发雕版印刷技术和改良推广蔡侯纸。这些事大都是我从前早就想好的，此时有了条件，施行起来虽有困难，但一则我是新帝登极，推行第一项政策，自然很少人来触我这个霉头；二则一但朝堂上争议不休，我便自己出钱兴办。少府地钱虽不多，但节约下建造宫室的费用，做这些事还是办得下来的；三则我在个别大家不认同的事情上，便采取进三退二之策，先把事情说到大家不同意的地步，于是群臣纷纷进谏，进行反对，我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于是大家便觉得我让了步，表示认同，其实正好达到我想要地程度。不过这种方法不能多用，否则不但失灵，而且会影响我的个人形象。

一朝为帝，发现大权在手，竟是挥洒如意，进退自如，再无人轻易掣肘，不由大是畅怀。

三月三日，长安城热闹非凡。民俗这一日为褉节，百姓们都要到水边河畔去祭祀。长安城外八水环流，皆出入上林苑。霸水出蓝田谷，西北入渭水。浐水亦出篮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泾水出安定泾阳开头山，东至阳陵入渭水。渭水出陇西首阳县鸟鼠同穴山，东北至华阴入黄河。丰水出鄠南山丰谷，北入渭水。镐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出鄠县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水。潏水在杜陵，从皇子陂西流，经昆明池入渭水。这八条河如同八个美丽的少女，无声的点缀和滋润着关中大地。这一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上崭新的衣服，带上明亮的首饰，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前往河边。春日的河流明亮如镜，波光粼粼，河岸两边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田野间新芽吐翠，鸟鸣蝶舞，生机勃勃。青年的男女们也放开怀抱，大胆的放歌欢笑，而不会有人去指责。

这一日，各府放假，官员们也都会陪着家眷出城，半是祭祀，半是游玩。便是孔明先生这样端庄的人，也会陪着黄夫人，带着诸葛乔，坐着青布小轿前去渭河畔祷告一番。当然，论及风流，在季汉还得说是大鸿胪兼客曹尚书孟达，他本来便生得风流儒雅，又是才子天性，爱写诗吟赋。舞文弄墨，身边总也随着一大群风流才子，当然也少不了美貌的优伶。

其实褉节在江南更为盛行。我的部下们南方人多。也把这个风俗带到了北方。而恭慈太后孙尚香乃东吴之人，对褉节更是重视。我一年少有时间陪着她，到了这个日子，自然是不能错过。特特的让皇后星彩安排，在上林苑中祭祀。皇太后吴氏不想与我们在一起，但是我说，若她不去，让外人看了好象皇家骨肉闹生分一样。她便也同意了。

自长乐宫乘辇经飞阁之道向西北五里便是建章宫。（《长安志》云：“汉未央宫在县西北十四里，建章宫在县西北二十里，长乐宫在县西北十五里。桂宫在县西北十三里。”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佝辈道以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

建章宫位于长安城外，与未央诸宫隔城相望，故跨城而为阁道。宫有四门。正门曰阊阖，以象天门也，高二十五丈（75米），亦曰璧门。一眼看去，巨门高耸入天。威严壮观。

我亲自扶了吴太后，皇后扶了孙太后，刘永和刘理在一边往来奔跑。我说道：“两位母后，高祖得长安后，先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长乐宫，后来丞相萧何营建未央宫，立东闹、北闹、前殿、武库、太仓。惠帝三年、五年筑长安城墙，六年建西市。武帝元朔五年，在城南安门外建太学。元鼎二年修柏梁台。太初元年，在城西上林苑修建章宫。论及壮丽，建章宫堪称第一，但是它的境遇却也最是悲惨。我们眼前地阊阖门，便曾数次毁于战火，此门是新建的，虽然也算得上巍峨，却还远及不上原来的壮丽。《汉书》曰：‘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我们现在看到殿顶那只金凤，却是木制，原来那只已毁于赤眉之手。不过制作也极精巧地，凤嘴所对方向，便是风来地方向，若是风大，风穿凤口，还可听到凤鸣之声。故长安有歌云：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说这只金凤在，便可保佑关中丰收。”

刘理毕竟年幼，比起刘永，他与我要亲的多，听我讲起故事，兴致勃勃的问道：“皇帝哥哥，这金凤这么神奇么？”

我向他微笑道：“不然，其实这只是百姓对金凤寄托了极美的愿望。正如我们今天地祈福一样。上天虽有灵，却不佑无志之人，想获得幸福，还要我们举国齐去争取。父亲仙去，季汉重担落在我们兄弟肩上，此后，我们还要努力才是。”

刘理懂事的点点头。刘永却背过脸去，望那仰风而舞的金凤。

星彩笑了：“想不到皇帝懂得这么多。”

我便也笑：“其实朕是事先问好相父，才来背给你们听的。”我本是开玩笑，想拉近与诸人的距离，可惜我这个笑话并不可笑，孙尚香还算是微微动动嘴唇，表示听见，可吴太后便道：“皇帝何必劳烦丞相，知道便知道，不知道又能如何，这都是自家人，骗得了谁？”一句话说得我如同吞了只苍蝇，说不出的别扭。她分明在说我无才无能，全*孔明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