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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第1页）

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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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