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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2页）

“换什么药？”病人问。

“您看要不要请神父？”

“啊，”老人说，回头对我道，“我还以为格·伊真的要劝我换一种药呢。”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这应该是昏迷。一夜中，疾病惊人地恶化了，弥留的时刻已到，我在九时派人骑马去请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点半，病人要求穿衣。他脚既站不稳，手也拿不动什么，但立刻发现，扣紧裤子的银扣环少了一颗，吩咐立即把它取来。穿好衣服后，他由我们扶着，走进他的书房。那儿有舒适的大安乐椅和狭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让他坐在卧榻上。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话，但过了四五分钟，他睁开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却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舅父，我正好在这儿附近，”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因此拐进屋里看看您的病好些没有。”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说：“你骗不了我，亲爱的朋友。”然后他要他的烟盒，我把它递给他，打开了盒盖，但他不论怎么使劲仍合不拢手指，抓不起一撮烟末。这仿佛使他很吃惊，他向周围瞧了瞧，这时乌云又遮没了他的头脑，他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接着问道：

“喂，那种用管子通过水吸烟的家伙叫什么啊？”

“水烟筒。”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对，对……我的水烟筒。”但没能说完。

这时，神父已带着圣餐恭候在门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声问病人，愿不愿接待神父；老人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克柳恰廖夫打开门，神父走进屋子……我的父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但神父拖长的话音，尤其是神香的气味，惊醒了他，他画了个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们退到后面。

仪式结束后，病人看见利文塔尔大夫在认真写药方。

“您在写什么？”他问。

“给您开药方。”

“什么药方，是麝香还是什么？您怎么不害羞，您还不如开些鸦片，好让我死得舒服一些……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还能说得连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抬起垂死的他，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把我移近桌子。”

我们把他推到桌边。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这是谁？”他问，指指马·卡4。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