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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1页）

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受难者！

《地狱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难者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昨天的战场上——周围尽是医院、伤员、俘虏和垂死的人。波兰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们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离开国境时，波兰人与丹东相反2，心中怀着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低下头，却高傲地、森严地带着它走向世界各地。欧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战士的庄严行列面前敞开了大门。人民向他们致意问候，国王扭转了脸，不闻不问，让他们通过，佯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脚步声一时间惊醒了欧洲，它流出了眼泪，表示了同情，资助和鼓舞了他们。3波兰流亡者，这民族独立的义士的忧伤形象，始终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异国的二十年中，他们的信念没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时刻，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日子里，波兰人总是闻风而动，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向法国临时政府所说的一样。

但是拉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哪怕名副其实的共和主义者想起波兰，也只是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义发出战争和起义的虚伪叫嚣4。大家明白这出戏是假的，但是从那时起，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波兰（波兰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张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国一样）撇在一边。巴黎不再有人谈论“被蹂躏的华沙”，只有关于波尼亚托夫斯基5的传说，还与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传，在民间木板画上还能看到这位将军戴着波兰军帽，骑着马在河中淹死。

从1849年开始，波兰流亡者经历了一段消沉苦闷的时期。这段时期在苦难重重中一直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的去世。他们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点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所预言的启示时代似乎到来了。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但是他们的不幸时间太长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感情从来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何况波兰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只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压迫者这一点上才具有革命意义。

流亡者向前看，同样也向后看，他们总是期待着复兴，仿佛在过去除了独立，还有什么值得复兴的东西，可是独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么，这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7。难道还有比俄国更独立的国家吗？对复杂的、难以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方式，波兰从未提出过新的观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历史权利，以及按照互相帮助的正义要求帮助别国人民的意愿。为独立而斗争，这永远能赢得热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业。只有在本质上不属于民族的事，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问题，革命和反动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

1847年，我认识了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8的人。那时领导中心设在凡尔赛，根据我的了解，它里边最活跃的分子是维索茨基9。我与他们不可能特别接近。他们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的，是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假设的话，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实。他们想知道的消息是哪里在组织暴动，准备摧毁俄国的国家机器，总是问我叶尔莫洛夫10参加没有……可是我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当时青年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格拉诺夫斯基的宣传，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斗争的两派，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社会观点上的差异。然而这在他们看来不是重要的。

他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却怀着伟大的希望；他们的胸口布满了刀伤，而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要为未来的刀伤做好准备。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好像后备军人在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前。波兰人是神秘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吸引他们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动，人们可以把它想象得无限深远，无限高大，因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可以生活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静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正如一个人在军营中一样，只能看到我们所不熟悉的中世纪的反光，或者他们可以在困难和疲倦的时刻跪在面前祈祷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诗篇中，《圣母痛苦经》11取代了民族的赞歌，它不是把我们引向生命的胜利，而是引向死亡的胜利，引向最后审判的一天……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

更愚昧，便得在怀疑中变得更聪明。

在拿破仑的时代之后，神秘主义思潮已愈演愈烈。密茨凯维奇，托维扬斯基，甚至数学家弗龙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发展。从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书派，但是没有神秘主义者。受过18世纪熏陶的老人，与神智学的幻想是无缘的。古典传统的锤炼给人们带来了伟大的世纪，它像大马士革钢一样永不磨损。我还见到过两三个百科全书派的波兰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从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伯爵，他担任过波兰议会的使节，在革命时期是财政总长，当亚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别尔纳茨基还担任过一个省的贵族领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阶级。12

从1831年起他迁居巴黎，他的财产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后读读报纸，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纽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时间。1847年我便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的住房相当旧了，女房东想把它翻造。别尔纳茨基给她写了一封信，使那个法国女人非常感动（事情涉及钱的问题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赶去与他商量，答应他迁往别处只是暂时的。房屋修好后，她仍以原价租给了别尔纳茨基。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楼梯，新的壁纸，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惭愧，但还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老人对一切事都从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华盛顿，又是奥康内尔13的朋友。他是真正的百科全书派，宣传合理的利己主义，终生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抛弃了一切，从家庭、财富到祖国和社会地位，从未流露过特别的惋惜，也从未发出过怨言。

法国警察没有打扰他，甚至还很尊敬他，知道他当过总长和大使；巴黎的警察总监真的认为波兰议会的使节与教皇的使节是相同的。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们不断找他帮忙，要他为他们说情。别尔纳茨基从不推辞，到了警察局总是客客气气，恭维备至，弄得警官们终于厌烦了，只得让步，以便摆脱他。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后，气氛变了，不论笑容、眼泪、恭维和满头白发，都不再发生作用，但正在这时，仿佛命运故意与他作对，一个波兰将军的遗孀来到了巴黎，这位将军是在匈牙利战争14中阵亡的，他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别尔纳茨基为她向警察局申请补助。他们虽然大声称呼他“最尊贵的使节先生”，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老人只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同时也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补助只给予1831年流亡的人，还说：“如果您如此关心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请，要求发给您困难补助费，这样我们可以每月给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钱给谁，这悉听尊便！”

卡利埃让他钻了空子。别尔纳茨基只当局长的话是真的，马上表示同意，还再三道谢。从此老头儿每个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厅恭候一两个小时，领到二十法郎后便把钱送交那位寡妇。

别尔纳茨基早已过了七十岁，但身体保养得很好，喜欢与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一直坐到两点钟，有时还喝一两杯葡萄酒。一天很迟了，大约已经三点钟，我与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经过勒佩勒蒂埃街。歌剧院灯火辉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着宽大衣衫的人裹紧了围巾正在入场，龙骑兵和警察挤满了过道。我以为别尔纳茨基会拒绝，故意逗他：

“机会难得，我们进去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没参加化装舞会了。”

“别尔纳茨基，”我与他一边挤进过道，一边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才老啊？”

“教养良好的人年纪会大，”他笑笑答道，“但永远不会老！”

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最后，作为一个修养良好的人，在安静的气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觉得身体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尔纳茨基死的时候我已在伦敦。我到达那里不久便开始与一个人接近，他留给了我宝贵的记忆，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抬进海格特墓园的，这便是沃尔采尔。在那时跟我来往的所有波兰人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或许也是与我们的对立情绪最少的。这不是说他喜欢俄国人，但是他对事物总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盘否定和狭隘的仇恨心理与他是无缘的。我与他最早谈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听完我的话，这位病人很兴奋，拿起纸和铅笔，开始计算费用，估计需要多少铅字等等。他推测了主要的订户，还介绍我认识了切尔涅茨基16，我们以后合作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