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4部分（第1页）

父亲并没有中文基础，后来的题画、写诗，都是自学成材的。对于西画，他也是自学。我父亲在报上投漫画稿，先是画《百美图》，鸳鸯蝴蝶派，后来画漫画。成家以后，二十五岁生第一个孩子，然后就一直生，生了十几个孩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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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2）

李怀宇　　听说你父亲每生一个孩子就跟你说一次“对不起”？

丁　　聪　　对，有这回事。我父亲二十五岁结婚生了我。当时，上海也是军阀混战，很混乱，我们住在租界的房子里。租界不属于国民党统治范围，外国人有治外法权，日子相对就好过一点。如果住在老城区，城隍庙那些地方就比较落后。我父亲画画好，也学西画技法。刘海粟在上海办美专，我父亲是第一任的教务长。我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是刘海粟的干儿子了。刘海粟比我父亲略小一点。我父亲当时很出风头，但是因为画漫画稿费太少，而孩子是接连不断地生，所以也在多家学校教绘画。他不希望我学画，因为学画不能养家。以后他生一个孩子就跟我道一次歉，因为我的那些弟弟妹妹都要我帮着抚养。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有十个弟弟妹妹了。我父亲也很累，就到英美烟草公司去画广告，每个月可以拿月薪，也算是高级职员。

李怀宇　　你父亲成为著名的漫画家后，成立漫画会，家里也成了著名的沙龙场所。你对当时到你们家里的文化人有什么印象？

丁　　聪　　我父亲跟《礼拜六》等杂志社联系很多，为当时上海很多大型杂志绘制彩色仕女封面。他当时画《百美图》，出了第二百个，后来又画漫画，出版过《丁悚百美图》等画集。那个时候的生活也过得不错，我们家有三层楼，亭子间、大厨房。那个时期画漫画的都是个体创作，没有出身美院的，所以，我父亲就成立了漫画会，漫画家聚会的时候就在我们家。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漫画会”的牌子，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的组织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我从小就认识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他们都是我父亲一辈的，但是都比我父亲小，我都叫他们叔叔。我九岁的时候，叶浅予二十多岁，画《王先生》，很出风头。等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纸上投稿，也没有什么学校可以学习漫画，我都是在编电影画报的时候从国外的杂志上学习，有美国的、苏联的。画漫画开始签名“丁聪”，很烦琐，跟画面一比，字显得很大，张光宇就让我签“小丁”，因为我父亲是“老丁”。谁知这一签就签到了九十岁。

李怀宇　　你父亲在1949年后的经历是怎样的？

丁　　聪　　他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文革”抄我们家，他怎么也想不通，就说去楼上洗洗脚，上了楼就再也没有下来，就这样死掉了。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痛苦，而我当时关在牛棚。

抗战期间，丁聪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主要从事抗战漫画创作，他和唐瑜、黄苗子、吴祖光、盛家伦、戴浩等好友形成了著名的“二流堂”文化圈，也接触了夏衍、乔冠华、廖承志、潘汉年等共产党人。抗战胜利后，丁聪发表了许多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

李怀宇　　你的漫画创作经历基本上是20世纪中国漫画的一个缩影。30年代，你的漫画与上海的商业文化尤其是电影有关，抗战时是抗日爱国的漫画，抗战胜利后讽刺社会黑暗，1949年以后又跟社会变化息息相关。当年你是怎样渐渐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的？

丁　　聪　　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中学毕业以后，连大学都没有读，就因为家庭负担重，弟弟妹妹多。父亲不画国画，漫画又不卖钱，所以穷。我父亲不让我画漫画，但是我又没有机会深造，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还是喜欢画画。中学毕业的时候因家境不好升不了大学，然后就开始打仗了，我就出来“混”了。

1935年，我中学毕业，十九岁。中学毕业只能做一些银行职员、翻译这样的工作，我不想做这些工作，父亲又不让我画漫画，我就去教中学，在晏摩氏女中都教过书。当时晏摩氏女中不允许男生进去，所以我反而很受羡慕。我长得比较显小，年龄也小，个子也小。那是一个贵族教会学校，女中学生都住校，有初中、高中。虽然我没有进过美术学院，但是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上海美专的大教室里练习画画。一方面自己画画投稿打基本功，一方面是找电影公司编电影画报，编类似于现在的《大众电影》。那个时期，一边投稿，一边教书，一边到小报里做记者，然后到《良友》画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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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3）

李怀宇　　抗战开始后，你的漫画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丁　　聪　　最初上海抗战的时候，我在《良友》开始画抗日漫画，那是最起劲的时候，拼命画，用漫画救亡。上海沦陷后，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战我一直在后方，辗转于香港、重庆、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创作了《流亡图》。画抗战漫画以后，我才开始接触政治。以前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讽刺一下，开开玩笑。30年代初的文艺界，一直是左翼领导，鲁迅他们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特别是电影界，首先被共产党掌握，比如夏衍、赵丹他们都是左倾文艺工作者。慢慢地，左派的文艺势力占据了上风，我们也就开始接触共产党。共产党开始先抓文化，联华电影公司就比较进步，大学生比较喜欢看。而“天一”、“明星”这些就比较老，没有文化，也没有有声电影，是默片。左翼文人就抓联华电影公司，大学生也开始演话剧。党就是靠抓电影，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因此，新电影兴起之时，我们的抗日刊物就与电影公司合作。我最早就是与唐瑜编画报，之后去《良友》。后来上海成为孤岛，日本人肯定要对我们抗日知识分子动手，我与张光宇他们逃难到香港。刚好《良友》也从上海搬到香港，所以，我一到香港马上就有工作了。香港是个自由港，只要不骂英国，什么活动都可以做。我到了香港就接触了共产党，与廖承志、夏衍他们相识，我们在上海的那些进步青年就靠拢了党。一接触共产党我们就发现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够朋友。我们当时就编了八路军的画报，《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战以后我们都改成画八路军将领，都是爱国题材了。

李怀宇　　当时，你与夏衍、廖承志他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如何？

丁　　聪　　抗战以后，左倾的进步文人都是倾向于共产党。我们到了自由的香港，共产党也公开了，我们与乔冠华、廖承志、潘汉年经常接触。我那时二十多岁，夏衍比我大十六岁，夏衍是广州沦陷后，撤退到香港，再去桂林。在香港待了两年以后，我跟随夏衍到桂林、重庆等地，然后走昆明、河内等地回到香港。以后也总是通过越南到内地，受到他们的照顾。我在上海的时候不能画蒋介石，到了香港以后画了《现实图》，我在《现实图》里一下画了两个蒋介石形象过过瘾。

李怀宇　　你为了画漫画，在重庆还跑到妓院了解情况，画成了彩墨漫画《花街》？

丁　　聪　　对。重庆有一个最下流、最低级的地方，我把它画出来了。徐悲鸿非常肯定。有这样的现实，我就要画。

李怀宇　　周有光讲过一个笑话，抗战时期你经常去他家，他儿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闲谈时，周有光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他六岁的儿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儿子七十岁的时候，对周有光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丁　　聪　　周有光当时也在重庆，他跟我们也很接近，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共产党。当时我到了重庆不到半年，就赶上皖南事变。重庆的共产党疏散了，进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张光宇说，我们刚回来挺热闹，就要回香港么？那个时候唐瑜从仰光回重庆，唐瑜是我们活动的主心骨，我、张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张光宇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后来我的护照要过期了，三个月以后我也从仰光经过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画报可以画，也参加了不少话剧团。在报馆里，铜版印刷不方便我们就开了木版印报纸。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周围吃了好多炸弹。我就找组织，去了东江纵队。到了东江纵队，一边被国民党包围，一边被日本人包围。我们在里边待了一百天，后来到了桂林，又到了重庆。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钱，用唐瑜的关系。现在我们依然来往。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唐瑜搞起来的。那么老的人物，现在只是一个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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