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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瑛说：“我也有一个朋友，湖南安化人。上海光复时做过淞沪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又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李燮和。”孙毓筠插话，又问胡瑛，“他现在也在北京吗？”

“他正在北京赋闲。”胡瑛说，“前几天我们还见过面，他对我发牢骚，说现在是谁也不服谁，还不如再捧出一个皇帝来，反而服帖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杨度说，“这样说来，李柱中那里，就归经武去联系了。”

第二天，杨度将与孙毓筠、胡瑛发起建立筹安会讨论国体的想法告诉了袁克定。袁克定很支持，并表示立即上报总统，又说三个人少了，还要多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杨度又提出了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袁克定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严复，若能把他请来，你们这个筹安会的名望就会大为提高。不过，这老头子性情既高傲，脾气又古怪，只怕是不大好讲话。皙子，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杨度说：“我从未与这个老头子打过交道。我也听人说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包括张香涛、郭筠仙、王紫诠、郑陶斋等人都不能与他相比。”

袁克定说：“此老脾气也怪得很，最喜欢与人抬杠。大家都说东，他就偏说西；待到大家都说西了，他又偏要说东。”

杨度笑了起来。

袁克定接着说：“就拿他与家父的关系来说吧！家父在直督任上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家父看重他的西学，想延揽他进直督幕府。他却说，袁某人算什么，他怎么配延请我！此话传进督署，大家都很气愤，倒是家父度量大，说自古来才子都有几分狂妄，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一年家父无故削职，举世都是攻击，他却盛赞家父是国家的栋梁一之才，清廷此举乃自毁长城。家父知道后说，又陵先生此时能说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待到一民国成立。革命党要推举家父做总统时，他又发怪论了。说家父练军纪律不严，没有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养出一批骄兵悍将，又说家父无科学头脑。民国二年宁赣作乱，黄兴、李烈钧对家父发难时，他又说话了，说当今之世，平情而论，只有袁某人能当元首，别人还坐不稳哩！你说这老头子怪不怪？”

杨度笑着说：“是个大怪人，不过也是一个大直人。他说大总统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这话也不错，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也的确是悍将。”

袁克定素来讨厌冯、段，他对这话没意见，便说：“所以总的来说，家父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你一定要把他延揽进来。”

为了投合严复的脾性，也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说外行话，杨度把过去读过的严译名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又重新翻阅了一下。又找出一些十多二十年前的旧报纸，如《直报》、《国闻周报》、《新民丛报》等，将严复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泛览了一遍。准备充分后，杨度穿戴整齐，去国子监周学胡同严宅游说这位又陵老先生。

六　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可算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祖上世代业医。十四岁父亲病故，家贫不能再读书，遂去报考沈葆祯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一，被目为神童。四年后毕业，被派往军舰上实习。二十四岁那年，他和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三十人一同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任教于新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该校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整整二十年。

庚子年，严复避八国联军之难去上海，参加了由唐才常等人发起的保国会，并担任副会长。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文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前一年，清廷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又赏海军协都统衔。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署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伯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璧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蜩螗，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的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皙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