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参加了。
“让客人走在前面,让夫人们走在前面,让外国的夫人们走在前面!”
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让开了路。契切洛瓦基奥8和一个罗马青年在一起,这青年是写民间歌曲的诗人,他们举着旗子向前开路。领导人与妇女们握了手,让她们排在一万或一万二千人的前面——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有条不紊,这是只有罗马的人民才能做到的。
前面的人走进了公使馆,几分钟后,大厅朝阳台一面的门开了。公使出来安慰民众,证实了宣战的消息,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契切洛瓦基奥站在阳台上,给火炬和枝形大烛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边,在意大利国旗下,站着四个年轻妇女,她们全是俄国人9——这不奇怪吗?我现在还仿佛看到她们站在大理石阳台上,下面是万头攒动的人群,在战斗的呐喊声和对耶稣会的诅咒中,不时可以听到“外国妇女万岁!”的呼声。
在英国,她们和我们会被嘘下台,遭到咒骂,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国,我们会被当作煽风点火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里,尊贵的无产阶级,马略10和古罗马护民官的后代,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我们被接纳进了欧洲的斗争行列……只有意大利与我的爱、至少内心的怀念,保持着不能割断的联系。
也许这一切只是……陶醉、呓语?这可能——但是我不羡慕那些对当时的优美梦境无动于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梦,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麦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梦”切断11,而
我的梦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12
2。在大风暴中
……6月24日晚上13,我从莫伯特广场回来,走进了凯道赛滨河街的咖啡馆。几分钟后,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见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队伍正从郊外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这些人笨手笨脚,面目可憎,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破旧腌臜的军装,戴着老式高筒军帽,迈着匆忙而杂乱的步子,一边走一边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
我便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不祥的喊声的。我忍耐不住,等他们走近后,用尽全力喊道:“共和国万岁!”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扬拳头,一个军官嘟哝了几句,不知在骂什么,一边举起指挥刀吓唬我;过了好久,我还听到他们在欢呼,在为这个企图消灭半个革命,企图扼杀半个共和国的人欢呼——他的出现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弃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无产阶级。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时,我和安年科夫14前往爱丽舍田园大街;夜里听到的大炮声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和鼓声。街上空空荡荡,两旁是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协和广场上驻扎着一支别动队15,它附近有几个扫地的穷苦女人,几个捡破烂的,以及周围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