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原文Eureka是阿基米德沐浴时领悟浮力理论时大叫的名句,意为“我发现了”。——中译注,下同)”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撒克逊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扬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
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哈洛德(Harrods,伦敦知名的高级百货公司)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挞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撇过。
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
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尖锐地响起。
“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
“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
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了。”她滑上门闩。
“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
“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Whitehall,位于伦敦,为英国政府行政机关总部。)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是亲近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不太认得那个人。”皮姆加重语气说,一面解下领带,塞进口袋里。
“我才不会告诉你名字,让你去搜寻讣闻呢,就是这样。”他的目光游移到摊开在门厅桌上的旅客登记簿,登记簿沐浴在橘色的夜灯里,那盏灯还是他上回来的时候帮杜柏小姐装在天花板上的i“有什么临时住客吗,杜柏小姐?”他一边搜寻着名单,一边问。
“私奔的情侣,或神秘的公主?这两个复活节来的男恋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只是男孩,不是恋人。”蹒跚踱向厨房的杜柏小姐严厉地纠正他。
“他们各要了一间单人房,每天晚上看电视播的足球赛。你怎么说,坎特伯雷先生。”
但皮姆没答话。有时他的沟通渠道就像受制于内部检查的电话,话没说完就被切断。他翻回前一页,又一页。
“我想我不会再接临时住客。”杜柏小姐点燃煤气,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