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5部分（第1页）

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

抱着生命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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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

程武

有这样一则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了西比尔，并且告诉她，不管多少年，只要她手里有尘土，她就能活下去。随着时光流逝，西比尔日渐憔悴，终成空躯，却依然求死不得。孩子们问吊在瓶中的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

我认为死并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倒是命运女神钟爱人类的标志。正如我们需要睡眠一样，我们需要死亡。正是死亡的黑暗背景衬托出了生命的光彩。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我们还会觉得她的可贵吗？如果生命像空气、沙粒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岂不是会像空气、沙粒一样无甚价值可言了吗？如果明天是无限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辛劳呢？一切都等到明天再说吧。假如这样等下去，我们能做成什么事呢？直到最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瓶中的西比尔，那时也许才觉出死的可贵，生的可怕。

正因为有死亡，我们才这么珍惜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优秀的舵手，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轻快地航行。优秀的舵手善于对付痛苦，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却因痛苦而导致海水没顶，过早走向死亡。痛苦应成为我们生命之舟上的压舱物，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的船才得以稳健地前行。优秀的舵手还会摆脱魔鬼的诱惑，他们看淡尘世的物欲、烦恼，追求真理，他们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们惜时如金，勤勤恳恳，度过丰富而有效的人生。

本土“留学”散记

中国妇女

朱铁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从异族的角度，往往容易发现本民族习焉不察的东西。

大学4年中，我有3年半的时间与留学生住在一起，颇为有趣地体味到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认真的日本人日本人的做事认真与刻板，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与我同居一室的W君有件小事便颇能说明问题。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按快门声吵醒，发现W君正举着相机对着纱窗上的一只蝉照个不停。

“三更半夜你干吗呢？”我不无愠恼地问。

他用食指挡住撅起的嘴唇，示意我别吵，然后小声说：“快起来看吧，蝉正脱壳呢！”我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听了这话，他倒是放下了相机，一本正经地问：“你看过蝉脱壳？”“没有。”

他便不再理我，转身又盯着那只蝉，每隔上三五分钟，就“咔嚓”一张。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蝉脱完了壳，W君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本人记录下了蝉脱壳的全过程，我很可能是记录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日本人！”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几分兴奋。我忽然觉得，这午夜的“儿戏”，虽然与我们学的哲学专业关系不大，倒可能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什么时候去？”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许多外国人讲究客套，惯于寒暄，而实际接触起来也不尽然。

一次，有位中国学生对法国同窗说：“有空到我家来玩！”这或许只是咱们中国人告别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不想那位已经准备走开的法国同学马上转回身来，热情地回应道：“我很高兴到你家里去，什么时候去？”中国学生显然缺乏准备，虚应了一句：“哪天再说吧。”

“哪天？明天行吗？”法国同学又问。

法国同学又问。

“明天恐怕不行。”中国同学答。

“明天到底行还是不行？”法国同学穷追不舍，脸上始终挂着诚恳的微笑。

“明天不行。”中国同学已面有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