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8部分（第2页）

每当我想起前些天和蛋蛋打架打败了的时候，就想有个哥哥该多好哇！如果我有个哥哥出现在我们打架的现场，蛋蛋肯定会撒腿跑掉或求饶的。

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娃娃被一个大一点的娃娃打了，这时走过来一个和我一样大的人把他们拉开了。我想，那人一定是小娃娃的哥哥吧，可他俩长得又不像。

我回家伏在妈妈的耳边悄悄说：“妈妈，你给我生个哥哥吧！”妈妈笑出了眼泪：“生哥哥？傻孩子，现在有了你，妈妈就是再生，也只会生弟弟，妹妹，哪会再给你生哥哥呢！”一群男孩子正围着一个女孩子起哄，把我想哥哥的念头全赶走了。

“女孩　子尖叫着躲着，好看的小脸吓得发白。原来那群男孩子正把一只小虫子往她身上扔。

“她和我一样没有哥哥。”我这样想着，便走到女孩子面前厉声喝斥着那些坏小子：“不话欺负女生！”“揍他！”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不怕我，于是，我们滚到一块儿……待他们走散了，我爬起来对女孩儿说：“快回家吧。”

她用含满泪珠的大眼睛望着我：“谢谢你，大哥哥！”哈哈，大哥哥，原来我就是哥哥。

给和我一样流过泪的女孩们

青年博览

王蕤

女孩子们，是否渴望倾诉？是不是都有着蓝色的忧郁与柔情？花开的季节有多少美丽的春梦，还是说我们梦样的青春有多少美丽？我听着英文歌，怀着一种优柔的执著，记录下前人的生命华实。

你寂寞。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他欺骗我们。”

你自卑。“你之所以感到巨人高不可攀，那只是因为你跪着。”

你痛苦。牧师悄悄告诉你：“人比神伟大，因为神不懂得痛苦。”

你违心。知道吗：“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全部意义。”

你懊悔。聂·鲁达《太阳颂歌》中说：“过去我不了解太阳，那时我过的是冬天……”你焦急。大仲马讲：“人生就是不断的等待与希望。”

你受伤。罗曼·罗兰用他巨如椽，细如针的笔在你心上写着：“是爱，使他们恨得那么深。”你明白了：爱是一个债，恨是一个债，我们无债却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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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哭泣。小女孩，只要有眼泪，就还有希望。不是吗？

你无奈。连骨头最硬、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都道：“人最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你彷徨。因为契诃夫曾言：“越是高尚，就越不幸福。”

而你可知：“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剑。”

最后让“世界之所以有了我们，是因为它需要更美”作结束吧。

给青年朋友们

《中国青年报》

萧乾

我相信大道理你们已经听得很多啦门弄斧，这里，我就随便跟你们聊聊天。我本想把题目写成：“要是我能再年轻的话”，又觉得那是废话！今年我连84都过了，土埋了不止半截儿。还没听说谁返老还童呢。所以还是就向90年代的青年说几句话吧。

前些年还听人批“活命哲学”——批的人，桌上可摆满了补品。我要是个青年，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练得结结实实的不可。因为不管你将来是从文还是从武，是搞科学还是钻研哲学，身子骨儿都是头号本钱。其次，不管怎么批你“个人奋斗”，也还是要埋头苦干，非干出点名堂来不可。以前人们是为了“光宗耀祖”，其实，中国不就是咱们的祖宗，给它争气有什么不好？看到谢军，看到王军霞，我伸出拇哥。当中国人就得给中国增光。从鸦片战争以来，咱们的祖祖辈辈多窝囊啊！我在国外那7年刚好在抗战，国内每打一次胜仗，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60年代当咱们国家敢跟北边儿的“老大哥”顶的时候，我真佩服啊！

可是这个敢顶不能是空的。得有实力，得有真本事才成。你会什么，咱也会。

你有什么，咱也有。在国外呆过的，最懂得国力的重要。当然国力强了绝不可欺负人。可有了国力才能不受人欺负。这国力靠什么？靠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奋斗：不光当螺丝钉，而要出类拔萃。

人是动物，总有个配偶问题。我当年一到20岁，好像成天就忙这件事。为它连性命都豁出过。我好像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忙这件压倒一切的大事。人到了中年，才开始有所觉醒。这的确是一件大事。可正因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讲点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所以80年代初，我写过《终身大事》那个系列。得有那一瞬间的激｜情，可我后来逐渐（通过不少痛苦的经验）懂得了光有那还不够。西方讲究共度个周末，游水跳舞，然后各奔一方。东方人不成。一旦合得来，就非往“白头偕老”上去想不可，而这就不再是个纯感情的问题了，得有点理智的考虑：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比我少折腾一些。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多少美满婚姻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没有。如今，子女长大，各有各的事业，我们两个也在合译着一本“天书”。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