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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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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武备从邢台四师回笨花，一百多里走了两天。过去向武备上学来回都坐火车，现在他必须走路。

向武备回家要走路，因为他不再是四师的学生，两个月前他成了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对于向武备来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笔从戎。

向武备在邢台第四师范念书时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当一名作家，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剧作家；二是当一名世界语（Esperanto）学者。为此在学校里他有一个“春光剧社”，还有一个世界语小组。为了当一名剧作家，他读了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又读了中国的曹禺、夏衍和洪深。但向武备崇拜的不是曹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他效仿着洪深的剧本《五奎桥》，又汇集和运用了北方农村的素材，写了一部叫《抗争》的剧本。这剧本写的是“九一八”之后乡村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新故事。这年“双十节”时，《抗争》在学校演出，引起轰动。这时的学生们正需要这种富于激情的故事和血气方刚的人物来激励他们的斗志。这出《抗争》的演出，也引起了邢台警方的注意。警方把校长孟福堂传到警署说，最近邢台连续出事，事都出在四师。学生们反对旧式考试闹罢考，学生们对学校伙食不满组织伙食团闹罢食，都是你们学校内部的事，波及不到社会。可是你们演《抗争》是惊动了社会的。这等于给目前的局势火上浇油。不说别的，一出戏里光激进口号就有十几处之多，仅此一点警方就不能容忍……警方要求学校追查剧本的作者，并令校方把剧本封存上交。孟校长是倾向学生的，他敷衍警方说，那剧本只是口传，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并没有正经作者。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警方最终也没能从孟校长嘴里追查出剧本作者是向武备，但是孟校长也因袒护激进学生的罪名而遭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孙姓校长。孙校长名叫孙荫南，他一上任就推行起蒋总裁的新生活运动。他想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来占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使学生不再有旺盛的精力去参加别的进步活动。于是那个盾牌式新生活运动的标记，以及“礼义廉耻”的标语顷刻间便写满、画满四师的校园。孙校长还将学校的周会变成精神训话会，训话时他亲自出马，讲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话。这正是“九一八”之后，国人同仇敌忾的时候，孙校长说：“要讲安内，以鄙人的看法，必先管理好咱们四师内部的事。”学生们听着这位孙校长的话，在下边偷着议论说：法西斯来了，法西斯来了！但“法西斯”还是暂时将四师学生们轰轰烈烈的事业镇压了下去。组织上要求同学们先静观局势的发展，不要轻举妄动。

这时的向武备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他按照组织的意图，一时不再出头露面，只秘密阅读着组织上发给他的《北方红旗》和《向导》。向武备一边阅读着《北方红旗》和《向导》，也不忘他的世界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语水平有了提高，他用世界语写诗寄给《庸报》，他写《怒吼吧，长城》，影射和歌颂的是宋哲元的长城抗战。他写《我有一朵茉莉花》，也是一首祭奠喜峰口抗战阵亡烈士的诗。向武备没有想到，这几首诗的发表再一次给他的学校生活惹了麻烦：警方按邮戳查找又找到了邢台，邢台会写诗的自然又在四师，而四师懂世界语的人都在那个“Esperanto”小组里。结合那次演《抗争》的事件，警方把目标锁定在向武备身上。省里也注意起邢台四师的向武备，一道公事下到邢台，另一道公事下到兆州，警方要缉拿向武备。一天，有个卖文具的“货郎”来到邢台四师，悄悄把向武备叫到僻静处，没有寒暄，不说缘由，只让他必须连夜离开学校，到离邢台五十里的苏家营村去找一个叫苏老顺的人报到。向武备问货郎，他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那货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爱问这问那，我只能告诉你，革命就是服从组织。”货郎的话很是让武备意外，但他还是辞别了学校，连夜向东急行五十里，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叫苏家营的村子，找到了苏老顺。原来苏老顺并不老，是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并自称是代表组织接向武备的。苏老顺接了向武备，立刻马不停蹄地领他转移，然后又是转移。一连转移几天，向武备就成了冀南特区游击队的指导员。就在向武备不停地转移的同时，邢台警方包围了邢台四师，抓捕向武备扑了空。

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前的事。

现在，只身走在大路上的向武备，已经是冀南游击队指导员任上的向武备，但是更确切地说，他又是卸了任的指导员向武备。每逢想到自己这两个月的指导员生涯，向武备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货郎”。他不愿意用颠沛流离来形容自己在这期间的一切，那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代名词，那是一个自己于自己的大不敬。他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所向往、他所敬重的革命队伍的写照。莫非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这时他才又觉得那个“货郎”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

初冬的寒风凛冽，一整天汤水未进的向武备肚里一阵阵鸣叫。但他的脚步不能停止，歇息和吃饭都可能会使他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仅仅两个月的游击队生活，已经把他改变得不再是那个只幻想着当剧作家、世界语学者的文弱学生，毕竟他懂得了革命警惕，懂得了行军、休息以及一个军人应该有的行为举止。初冬的这一天，说向武备是顺着大路走，不如说他是蹅着漫地走，大路仅仅是个不至于迷失方向的参照。脚下被耕过的土地又暄又软，松软的沙土盖过他的脚面，他走得十分吃力。他走过一块谷茬儿地，又走过一块收了花柴的花地，眼前是一块白薯地。向武备没有种过地，可他家里有地，虽然初冬的田野被耕得一马平川，向武备还是能认出地的属性。走在一块耕过的白薯地里，他不经意踩在一块遗留下的白薯上。他兴奋地蹲下，拾起这块拳头大的白薯，撩起棉袄大襟擦擦，大口吃起来。他吃着，感觉刚才那一阵阵的饥饿被压了下去。这时他想起了“压饥”这个词，这好像是笨花人专有的形容词。小时候，他在笨花的漫地里跑着玩，跑饿了就回家喊娘要吃的。秀芝说：“搬腾一块干粮压压饥去吧！”对了，“搬腾”这个动词也是专门形容小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吃干粮的举动，搬腾，那实在是个不小的举动。搬腾、压饥，在四师念书的几年里，向武备再也没有听过、说过。在游击队时，当地老百姓也不说压饥，他们说“垫补”。遇到好心的房东，他们就常对向武备和他的战士们说：“饿了就先垫补点儿吧。”一次游击队在威县，向武备不幸发疟子，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躺着，也没有药吃。那个慈祥的大娘站在炕下不知所措地直说：“这可怎么是好？要不吃点物件先垫补垫补吧？”可那时的向武备不想“垫补”，他烧得昏头涨脑，还想着晚上要打伏击的事。那晚，他们这支只有二十个人、十几条枪的游击队，得知有一队骑马的军警要路过村口回城，向武备的游击队就决定在村口打敌人一个伏击战。他们提前在村口设下埋伏，大家趴在一道地坎上等战机，战士们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指导员向武备也有一条汉阳造马枪，虽然他烧得浑身无力，但也强努着精神拉开枪栓顶上子弹。这是他第一次使枪，第一次参加战斗，打仗的亢奋压过了发疟子的难受。他们这支游击队只有队长有一把驳壳枪，队长姓李。大约吃顿饭的工夫，果然一队骑马的军警从大路上跑过来，马蹄声渐渐近了。李队长首先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十几杆枪一齐向军警的马队射去，向武备也第一次扣动了枪的扳机。但是当他打第二枪时，枪栓却怎么也拉不开了。向武备知道这叫卡壳，忍不住大喊一声：“不好，我的枪卡壳了！”这时一条胳膊向他挥过来，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他知道这是李队长，并意识到自己违反了作战纪律，不觉一阵羞惭。果然，敌人朝着向武备的方向集中放起枪来，放了一阵枪向远处逃去。一场伏击战也不了了之了。向武备想，一定是他的喊声搅乱了这场伏击战，而他将要受到严厉批评。唉，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他暗暗谴责着自己。但是李队长没有责怪他，回到房东家，队长只对他说：“你是个病人，先弄点吃的东西垫补垫补吧。以后要常擦枪……一个学生。”

学生，到底还是小知识分子啊。

在后来的日子里，经过几年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向武备回忆起那次失败的伏击战，便想到：当时战士们叫我指导员，其实我不过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行军作战。可是指挥战斗的那位李队长呢，对那次战斗处理得也十分不内行：战前不作动员，开枪后不冲锋，战斗结束后不查看战场，战后也不总结。不久，冀南一度此起彼伏的游击队活动沉寂下去了，那些苏家营式的小片儿根据地也不复存在。这是否和他们游击队那种无方的指挥有关呢？这成了向武备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

向武备走出白薯地，又迈进一块花生地。冀南多沙土，适宜种花生。而花生对于笨花人则永远是珍贵的。向武备一路上在漫地里觅食已经觅出些经验，他立刻又发现了遗忘在地里的零落的花生。他一粒一粒地捡起花生来，一会儿竟捡了一大把。他用手搓掉花生皮上的泥土，剥着花生皮贪婪地吃起来。花生对笨花人来说是稀有的零食，酷爱零食的向武备已经好久没吃过花生了。他算了算，上次吃花生是一个月前的事。那次伏击战，指导员向武备当众出了丑，可向武备也有处理问题出色的时候。一天，李队长提议，要向武备只带一名战士去和土匪谈判。当时的冀南地方武装和土匪并存，双方都在争夺地盘，争夺散落在地主手里的枪支，还争夺针对地主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和土匪之间就不断产生些矛盾，遇到矛盾时就要谈判“让路”的事，有时土匪让路，有时游击队也要让路。遇有谈判不下时，双方就有枪战。但游击队和土匪共同的敌人还是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