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雪（第2页）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四个人？”我问。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两杯啤酒，夫人。”多恩说。

“黑啤还是黄啤，先生们？”

“黄啤，夫人，我们还要住宿。”

“好的，先生们。”

啤酒端上来了，金灿灿的。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兹堡、阿克伦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产的。这些人好像知道我们迟早会到那儿，我们刚点完，啤酒就送到我们眼前。服务生在围裙外套了一件餐服，这或许是洛桑和平宫外的第一件餐服。他面色英俊，可嘴里长着几颗坏牙，像个贪吃的马夫。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钟，我们发现他不仅英语讲得比我们好，而且当他忘了使劲发音时，美语也讲得比我们好。

“那位死者，”多恩说，“村子里坠崖的那位——”

“刚才就是你们俩拽住格里格伦先生不放？”侍者问。

“拽住谁？”多恩反问。

“市长啊。就在教堂门口那儿。”

“我还以为他是个邮差呢。”我说。

侍者甚至瞥都没瞥我一眼。“你们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你们以为这儿是好莱坞啊。这可是瑞士。”他也没朝我们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他本来可以长篇大论一番的，但是并没有多说。

“是的，”多恩说，“我们出来走走。我们喜欢这样。那个人坠崖了。”

“对，”侍者说，“那又怎么样？”

“一个向导。”多恩说，“他的妻子戴着一顶巴黎买的帽子，身穿一件价值四万法郎的裘皮大衣。他坠崖的时候，她也在登山的现场。我也听说过向导坠崖的事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向导工作时还要带着老婆，和付费的客户一道登山。因为市长说了，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也是一个向导——”

“是的，”侍者说，“布瑞克斯和他的妻子，还有艾米尔·席勒和那个客户。那天是布瑞克斯和妻子订婚的日子。去年，他们本来定好了，布瑞克斯过了秋天后尽力赚够钱，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冬天正式结婚。可就在婚礼的前一晚，布瑞克斯接到了客户的电报，说自己已经到了苏黎世，打算明天早晨去见他。所以布瑞克斯把婚礼推迟了，他和席勒去火车站接了客户。客户下车时，带着价值八千到一万法郎的登山装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五年中布瑞克斯和席勒帮他购置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第二天——”

“还有那个新娘？”多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