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3部分（第3页）

刘禹锡跟柳宗元、李绛诸友，时常会晤，不仅在书斋内纵横议论，谈笑达旦，还出行郊外，到枝叶扶疏的林木中赏析诗文，弹琴吟啸，切磋学问和娱乐心身两不误事。

在贞元十一年春天的吏部铨试中，刘禹锡果然拔得胜筹，踏上仕途，被授于太子校书。

太子校书是东宫所属的官吏之一，日常事务是编辑校勘崇文馆的书籍，是个有职无权的闲散位子，空旷名衔。但刘禹锡不是别人，他抓住难得的大好机会，如饥似渴地扑进崇文馆的书籍海洋中。

做太子校书，自然多有机会接近太子李诵。经常陪着太子围棋的有个叫王叔文的人，出身低微，寒门庶族，然而政治才识颇不平俗，同在东宫，接触多了，相互了解多了，便建立了友谊。

崇文馆也进一步成全了刘禹锡，使他知识逐日进，才华随年长，在京师的声名愈加卓著。

不幸的是，刘绪于贞元十二年秋季卧病扬州，终至不治。刘禹锡匆匆离开长安，赶往扬州，料理父亲的丧事，扶着棺柩，把父亲请回河南。由于洛阳北邙山的刘氏家族墓地使用年载太多变得窄狭，无法再进，便把父亲安葬在荥阳檀山原上的新墓地。

安葬父亲之后，依照礼俗，刘禹锡开始了丁忧居丧的日子，在洛阳旧宅陪伴母亲。

父亲过世，好似家中的一座山倾倒了。从小到大，领受慈父的谆谆教诲，刘禹锡痛感失去父亲的悲哀和孤单，而今惟有细心地奉尊母亲，不敢有半点大意和闪失。

作为一个富有爱民之心的臣子，尽管在丁忧期间，刘禹锡仍然未敢忘记自己的责任，除了诗作之外，他写了若干篇时论，引事有实，立论有据，堪称千钧美文。

其如《讯甿》，鉴药、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社稷七论之一，便是刘禹锡多次亲自访问逃荒在外忽然大群回归原籍的农民，而后认真写成的。

扶父亲灵柩由江淮回河南的路上，刘禹锡就看到了大批的流民扶老携幼，背着行李，扛着农具，满途奔走。询问仆夫，仆夫去打听一下回来禀告说，这些都是宋州、梁州、亳州、颖州外出逃荒的人，现在他们是返回老家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刘禹锡传　八　声实之辩B

八　声实之辩B

宋州、梁州、亳州、颖州外出逃荒的农民为什么摩肩接踵地返回原籍呢？是董晋到他们原籍一带做地方官了。

董晋在贞元五年至九年间做过一任宰相，宰相任后，又为东都留守。今年七月改授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汴州刺史兼宋毫颖观察使和宣武军节度使。

董晋到达任所才刚刚一个月，外出逃荒的农民听到消息就争先恐后地返回老家。那么，是董晋发布了奖励乡民恢复生产的文告吗？不是。是董晋推行了减轻赋税和免除劳役的条例吗？不是。是董晋实施了种粮补贴和流亡救济的方案吗？也不是。

没有具体原因，只是百姓们知道董晋做宰相的时候，推行减轻赋税、罢停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百姓的日子过得平安宁静。这次董晋来做地方官，必然会让百姓过上轻松富裕的日子。百姓们还听说董晋还指示长安郊县的官员打击欺压乡邻的土豪，惩办祸害社会的恶霸，这次董晋也必然会严格法令，保护农桑，让百姓过上和谐安宁的日子。

农民还没有看见事实，是两个推断吸引他们回老家的。

两个“必然会”，推动了老百姓的还乡潮。

在洛阳一带，刘禹锡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他走到路途上的百姓身边，为他们送上一杯水，跟他们交谈，听他们的言语和心声，记他们的故事合期望。

刘禹锡深有感慨，并通过这件事引发了关于“声”与“实”的政治思考。

有的官员人还没有到达新的任地，名声就已先期响在那里了，何其快速啊。执政者的惠民行为实行在别的地方，而声望的影响却传播得很远很远，真正的政绩还没有出现，良好的名誉却先传扬开了，这说明经帮济世的名望有很强的感召力。

然而，在百姓中有声誉仅仅是个开始，要紧的在于看他能不能将继续实行善政，把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百姓看事情，眼睛是明亮的，愿意到他们认可的地方生活，执政者应当顺势为之，使政令更好地贯彻执行。

刘禹锡于是论述“声”与“实”的辩证关系说：“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傅先后终始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

由是，我们可以这样阐述“声”与“实”：

假若政令松驰，导致农民违法现象增多，就必须先加强法制，然后再进行劝导，这就需要先有实际行动，而后方能得到声誉；倘使政令混乱，引起农民逃亡，则必须先安定人心，然后再进行教化，这就会先有声誉，然后拿出实际行动，就会收到好的成效。

想先做出政绩来，以获得声誉，难的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有了声誉，要做到名副其实，难的是要坚持下去。

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使得政治声誉和实际行动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有序不紊，这样引导流亡的农民回乡生产，服从政令，就不是难事了。

刘禹锡的“声先实后”和“实先声后”论，阐述的是中国千年来的官民关系，深入浅出，反正互辩，不失为身怀兼济之志的士人为官牧民的好教材。

“声”与“实”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国千年文化思辨中“经”与“权”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剖析得这么有意思，难怪刘禹锡一生无论在朝内辅政，还是在和州、苏州、同州等地任刺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