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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面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将近一个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名为“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搜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纪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路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它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乎只能容下两个人并排通过,但街道两旁的店铺生意极旺,店铺之上,此楼住户与彼楼住户的主妇们,完全可以打开窗户聊天,再顺便送给对方一瓶辣酱、一把葱……

于是,白天采访之余,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处。有趣的是,这里的住户都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因为租金便宜;房东则是本地的前农民,但早已变成完全靠房租为生的食利市民,他们都在“村”头的游艺室里喝茶、搓麻将呢。

据说,这里原来确实是农村,真正的农村,当深圳城区扩展的隆隆脚步迈到这里时,却被索价极高的农民挡住了,讨价还价谈不拢,农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十层左右的小楼,当起了“甩手”房东……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2)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在学校采访完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四学生,我走出校门,来到对面小吃摊,买碗馄饨。老板和伙计都来自四川农村。

吃完馄饨,看看手表:距下一个采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便走到附近一家发廊剪发。与理发的师傅聊起来,发现他的安徽乡音很重。

结束采访,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在上海打工的四川农民特别多,导致超市的四川辣酱脱销……

2007年的5月23日,其实并非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而言,也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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