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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他的家乡在安徽，地理位置非常奇特，位于长江中心的一个江心岛上。“岛上有一个乡镇，七个村子，原来居民有一万三千多人，98年发大水，差点儿把岛冲垮了，很多人都移民，搬走了，搬到岸上去了，现在岛上居民只有八、九千人。”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严仁杰对我如此描述着他的故乡。

“我们村里生活提高的节奏蛮快的。”他的安徽口音很重，而且语速极快，“我小的时候，衣食不保，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生活达到小康了。”

“那主要是靠农业，还是靠其它副业？”我很好奇。

“农业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孩子在外面打工挣的钱。”

严仁杰回忆说，上高三时，他开始意识到要努力学习：“我那时有很多想法，我想，即使我考不上大学，我也要做一个农民工，去城市里去谋生。那时我对科研比较感兴趣，决心考上一个全国重点大学，所以那时我学习很刻苦。”

但严仁杰很爱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的许多回忆都与这个江心岛联系在一起。他不无伤感地说，他梦牵魂绕的故乡，今后可能会消失，因为小岛经常受到长江洪水的威胁，政府打算把岛上所有居民都迁到岸上去。

“村里老人都不愿意走，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岛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即使政府不强迫搬迁，岛上最终也会没人的。村里的年轻人基本走光了：他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有的人在外面成了家。”严仁杰长得很秀气，瘦瘦的，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光看长相，猜不出他是农家子弟。

“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话说出口，我又有些后悔。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最近，我在伦敦远郊家里的电视出了故障，我便打电话让人来修。

预约上门维修的时间到了，两位操着蹩脚英语的技工敲开了我家的门。维修工作结束后，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两位技工来自波兰，年龄大的大概30来岁，已经在英国工作了四年，年龄小的只有20岁出头，刚来英国一个月，是赶着波兰加入欧盟后兴起的新一波出国打工潮来到伦敦的。

“你们在波兰时就认识吗？”我好奇地问。

“他差点儿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龄大的那一位笑着说，然后朝年轻的那位做了个鬼脸，“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没有成为亲戚。”

我告诉他们，我刚去了一趟波兰首都华沙，玩得很高兴。

“是吗？我还没有去过华沙呢。”年长的那一位一边拆卸电视顶端的数码调台盒，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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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2）

“那你们二位来自哪个城市？”我有些诧异。

“我们都来自农村，一个村的。”那个小伙子用波兰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英国打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街头上、火车里、商店中、吧台前，你随处都能听到波兰式英语，这些波兰打工者不仅有“波兰乡下人”，也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城里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输出国的城乡界限，穷国整体成为世界的“农村”，富国则成为我们这个因全球化而急剧缩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国、波兰之旅。在柏林至华沙的夜行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英语颇为流利的华沙青年，他在德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德国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会乘坐这趟夜行的列车，回家与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华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每周与父母团聚。”我们在卧铺车厢的走廊里聊天时，他对我这么说，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火车所途径的一座德国城市闪烁的灯火。

他告诉我，波兰加入欧盟后，大批青年跑到西欧国家打工，波兰劳工短缺，许多波兰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亚国家招工。他还说，历史上，波兰一直是移民输出国，著名的波兰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乐家肖邦、化学家居里夫人、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等等。说这些话时，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也向他讲述了今年五月份我的中国之行。听到我采访过的形形色色农民工的遭遇，他很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我还很费劲儿地用英语给他解释“农民工”这个中文词儿的确切含义。

“我也是一个国际农民工。”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其实，在地球上穿梭的这支日益膨胀的“国际农民工”大军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也许是广东、福建的农民，也许是东三省的下岗工人，也许是学成之后留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作的北京、上海的前留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国际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然而，由于国界的存在，寻找更好生活的中国人，还是更多地被限制在中国境内流动。尽管如此，全球化的影响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因缘际会，中国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成为“世界加工厂”；里应外合，原来就在寻找更好生路的中国农民，冲破种种制度的阻碍，进厂打工，进城谋生，天、地、人三大元素，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

如果有人问，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大的变迁是什么，过去我也许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我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我这次中国之行所采访的许多学者，也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远意义──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