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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团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印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手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工。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且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我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长、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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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2)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他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屡试屡败的零售业。

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钢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鼓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台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后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过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别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和“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职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显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3)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层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后,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风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作,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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