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谈写作（第2页）

门：一般来说，你非常重视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对我说过，第一句话常常比全书其余部分都要难写，费时间。这是什么原因？

加：因为第一句话很可能是成书各种因素的实验场所，它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

门：写一部长篇小说，你要用很长时间吧？

加：光是写，倒不用很长时间，那很快。《百年孤独》我不到两年就写完了。不过，在我坐到打字机旁动手之前，我花了十五六年来构思这部小说。

门：《族长的秋天》你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酝酿成熟。那么，你是酝酿了几年才动手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呢？

加：三十年。

门：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

加：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当时我觉得，它并不适合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只能用来写篇新闻报道。但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可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自己儿子写的一本书里会不高兴，我就又犹豫起来。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索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自己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么做是万不得已，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的、真正的新奇之处，除此之外，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相当普遍。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又迟迟没有动笔。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大约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一直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行凶过程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中自如驰骋。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门：海明威说过，对一个题材既不能仓促动笔，也不能搁置过久。一个故事装在脑袋里那么多年也不动笔写出来，你不着急吗？

加：说实话，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冷遇，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而如果这个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就像我写《百年孤独》想了十八年，写《族长的秋天》想了十七年，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想了三十年一样，那么，到时候就会瓜熟蒂落，我就写出来了。

门：你记笔记吗？

加：从来不记，除了一些工作记录。积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要是记笔记，就会老想着记笔记，顾不上构思作品了。

门：你修改得多吗？

加：在这方面，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年轻的时候，往往一口气写完，然后打几份出来，进行修改。现在我边写边改，一行行地改，这样写一天，我的稿纸干干净净，没有涂改勾画，差不多可以送交出版社了。

门：你撕了很多稿纸吗？

加：不计其数。我先把一张稿纸装进打字机……

门：你总是打字吗？

加：是的，我用电动打字机。如果出了错，或者对打出来的内容不太满意，或者只是打错了字，不管是由于我自己的坏习惯、癖好，还是由于过分审慎小心，我会把稿纸撤下来，换上一张新的。写一篇十二页的短篇小说，我有时要用五百张稿纸。也就是说，我有个怪癖：我认为打字错误等于创作上的失误。这个毛病我改不了。

门：许多作家不适应电动打字机，你没有这种情况吧？

加：我没有。我和电动打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使用这种打字机，我简直无法写作。我认为，一般来说，各种条件舒适，能够写得更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能够更好地写作。

门：你在接受采访时很少谈到你正在写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加：因为我正在写的作品是我私生活的一部分。老实说，我感觉那些在接受采访时大谈其未来作品情节的作家有点儿可怜，因为这表明，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他们想把在小说创作中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报刊上解决，以求自我安慰。

门：可是你常常跟你的知己好友谈论你正在写的作品。

加：这倒不假。我是要他们干一件苦差事。我只要写东西，就常常跟朋友们谈论。用这种办法，我就能发现哪儿写得成功，哪儿写得还有缺陷，这是在黑暗中认清前进方向的一个诀窍。

门：你把正在写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可是几乎从来不让别人看。

加：从来不让别人看。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迷信。实际上，我认为，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中，作家永远是在孤军奋战，这就像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门：你认为，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是在什么地方？

加：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