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心理战（第2页）

“对我说实话。”她说。

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心底有一种逆反情绪，与保守派谈话时，我倾向于谴责战争，而与自由派谈话时，我却为战争辩护。我经历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几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扎卡维[63]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每次和那种自以为洞悉伊拉克局势的人聊天，都气得我想把屎揉进他们的眼睛里。

而且，她并没有小心回避敏感话题：“你怎么能杀自己人？”我相信这是她问我的原话。

“什么？”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能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自己人。”我说。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她说。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逊尼派—什叶派的战争很清楚地说明乌玛不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声，略作沉默。我看着她的平底拖鞋，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老兵面对平民时的愤怒从心底逐渐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说。

扎拉脸上的忧虑多于惊讶，似乎她正眼睁睁看着我失去理智。她双唇微微翘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脸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妆。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说，见她无动于衷，我只好解释道，“科普特东正教会。埃及基督教。”

“哦，”她说，“就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65]。”现在她表现出兴趣，侧着头，椭圆形的脸正对着我。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

那封邮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别助理办公室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把自己搞疯。我上学的费用是多方拼凑而来：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66]，以及各种助学基金。如果我被开除或停学，我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还能保得住。所有的资助都要求我“在学校表现良好”。我尝试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电话，却一直在线等待，最终我忍不住将电话摔到墙上。收拾碎片的时候我依稀看见父亲的脸。他疲惫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脸上满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对我命运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会糟蹋每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特别助理办公室。他坐在书桌前，胖脑袋慵懒地栖在肩膀上，双手交叉，身后墙上挂着他的基督救世军“送玩具，赠快乐”的海报和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甚至还有点好笑。不过他对面坐了个人，身体前倾，对我进屋充耳不闻，那人正是扎拉。我感觉有点受伤。我俩虽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觉得彼此有种相互的尊重。而且我从没把她看作那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园里仿佛《鹅妈妈童谣》里的矮胖子走在钢丝上，只等一个冒犯的词来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娇贵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记得对她说的那些话，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么文章。

特别助理解释道，因为扎拉没有提交“正式投诉”，所以这不算“正式调解”。他舒缓的语调仿佛一位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将这种气氛破坏殆尽。他说，尽管目前暂无处罚，如果我们的争执“需要惊动学生品行教务长”，后果可能很严重。他戏剧化地皱起眉头，让我明白他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