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忙着给影印公司的人打电话,忽然同事老郑走过来,使劲拍我一把肩膀。
“桩子,楼下有人找你,好像是带善本的。”
我捂住话筒:“请他去小会议室等我吧。”
“他死活不去,那样子古古怪怪的——你赶紧去看看吧。”
我匆忙跟影印公司核对完手头的事儿,咕咚咕咚喝口水,急忙赶下楼去。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言桩,二十七岁,在魏阳市的一家文化公司上班。
而我在公司所做的工作,大概用两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补锅”和“背锅”。
“补锅”,就是我似乎有岗无职,反正只要哪里缺人,哪里有别人不想干的工作,主编就会把我扒拉过去替活;至于“背锅”,当然就是哪里出了问题,也会把我扒拉过去顶罪。
比如我现在负责的,就是一个毫无利润、也没分成的项目——民间善本辑录出版。
主编说了,这项目是文化局分派的任务,特别有意义,所以必须要有意思的人来做——舍言桩其谁哉?
我心里默默地想,早先部门聚餐时,你他娘的还说我是全公司最没意思的人。
不过善本辑录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因为有政府支持,我们通过各个媒介发布广告,征集那些民间收藏的善本,挑选有价值的内容影印、留存、出版。
自从登了广告,经常会有善本收藏者来访。当然,之前我也遇到过藏着掖着的人,搞收藏的都知道,其实有些人手里的东西,来历并非那么光彩。他们大多数来,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手里东西的价值。
但今天见的这个人,仿佛过于谨慎了一些。
他穿着黑大衣,戴一顶脏兮兮的鸭舌帽,脸上蒙着厚厚的口罩,上面还有一副比黑洞还黑的墨镜。
他佝偻着腰,站在公司门口的角落里,面朝着墙壁,深深低着头,右胳膊僵直地揣进大衣口袋里。
我望了一眼天,今天确实天气不好,正是春阴加雾霾的天气。不过,他这身打扮,也过于夸张了。
“我善本辑录的编辑,刚才是您找我?”
“哦……”他直愣愣转过身来,动作像机器人一样。他看着我,但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我无法分辨出他的表情。
“咱去楼上说吧!”我对他说。
“不,”他简单直接地拒绝,然后伸出左手,指指对面的街心公园,用嘶哑黯淡的嗓音说,“去那里吧——我……不太方便见人。”
“理解。”我点点头。
他走在前面,我俩一前一后穿过马路。他走路一拐一晃,左裤管空荡荡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的左小腿可能装的是假肢。
我俩来到街心公园,他轻车熟路地穿过花丛和长廊,找到一处竹林环绕的小亭子。
看样子这条路、这个地方,他已经摸索过很多次了。
他走进亭子,直接一屁股坐在石凳上。天还有点儿冷,但他全然不在乎石凳的温度。
我只好坐在他对面,石头冰凉无比,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他揉揉左腿的膝盖,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慢慢掏出一个塑料口袋,他展开口袋,然后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
我已经形成了职业习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白手套,小心翼翼戴上,拿起这本神秘的小册子。
但刚翻开册子,我就失望了。因为严格来说,这并不算善本书籍。
一般来说,善本多指乾隆之前出版或者抄录的古书,或者辛亥革命前印刷数量少、有学术价值、或者有名人题跋、批校甚至手抄的书籍。
可这几样东西,这本小册子一项也沾不上边儿。
从质量来讲,小册子是线装的,属于油纸刻印。册子既没有扉页,也没有目录,还没有印刷机构的名字。它的印工和材料极为粗糙。而且封面纸已经发黄、残损,脆弱得如同初冬河流上的冰片。
从年代上来讲,册子开头的地方其实有几句短短的序言,大意是说,在民国二十九年时,有人在库车县昭怙厘大寺发现了一些古籍,迪化考古队前去查勘,发现它们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文书残卷。这本册子便是残卷内容的誊录版。
民国二十九年正是一九四一年,所以从时间上讲,它也够不上善本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