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在留放英国的期间才开始学习英文,他发现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ague(疟疾)却有两个,大不高兴,说这种不合理的语言应该分成两半,一半交给「瘟疫」,另一半交给「疟疾」。后来他应腓特烈大帝之邀,以国师身分去普鲁士作客,又学起德文来。一试之下,他几乎呛住,又说但愿德国佬多些头脑,少些子音。法国人最自豪于本土的母语,对于条顿邻居不免有些优越感。虽然如此,他们讲英语总不脱家乡的高卢腔,不是这裏r装聋,便是那裏h作哑,而且把重音全部放鬆,弄得一点儿稜角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能把英文讲纯。据说象徵派诗人马拉美的职业是英文教师,我相信他是胜任的,却不相信他能讲道地的英语。从前我在师大教英文散文,课本来有一则笑话,说法国人初学英文,心无两用,不慎採着香蕉皮,滑了一跤,急着对扶他起来的英国朋友说:Iglode。Itreadedonbananahide!
伏尔泰的愤怒,是初学外文常有的反应。语言,天生就是不讲裏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念念有词,苦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裏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服魔。去年秋天,去了一趟委内瑞拉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学起西班牙文来。三种形态的动词变化。镇日咿唔吟哦,简直像在念咒。不过这种咒也真好听,因为不但圆转响亮,而且变化无穷。换了是中文,如果「我唱、你唱、他唱」地一路背下去,岂不像个白癡?有人笑称,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而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跟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因为一个人吵架的时候,言词出口,纯以神遇,已经不假推理了。
外文应该从小学起。等到大了再学,早已舌头硬成石头,记性开如漏斗,不但心猿无定,意马难收,而且凡是都养成了喜欢推理的恶习,本该被动地接受,却要主动的去分析,精力常常浪费于无谓的不释。「他是一个大坏蛋,他不是吗?他不是一个大坏蛋,他是吗?」
这种彆扭的句法真会使中国人读的扭筋,而尤其尴尬的,是成年人初学外文,心智早已成熟,却要牙牙学语,一遍又一遍地说什么「我是一只小苹果,请吃我,请吃我。」
学西方语言,最可怕的莫过于动词,一切是非都是它惹出来的。规规矩矩的动词变化,在西班牙文裏至少有四十七种;如果讲究细分,就会弄出八十七种来,而三种型态的动词变化当然还要加倍。至于不规则的动词,还不在内。好像还嫌这不够繁琐,西班牙人更爱用反身动词。中文裏面也有「自治」、「自爱」、「律己」、「反躬」、「自食其果」、「自我陶醉」一类的反身动词,但是用的不多,而且限于及物动词。这类反身动词在西班牙文裏却无所不在,而且为祸之广,连不及物动词也难倖免。明明可以说Vistodeprisa(我匆匆穿衣),却偏要说Mevistodeprisa(我匆匆为自己穿衣);明明可以说Desayunamos(我们吃早饭),却偏要说Nosdesayunamos(我们餵自己吃早饭)。这个观念一旦横行,天下从此事多矣。
其他西方语言的烦人,也不相让。中国人的祖宗真是积德,一开始就福至心灵,不在动词上玩花样,真是庇荫子孙,不用我们来受这「原罪」。杜牧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用西文来说,简简单单一个「哀」字就不晓得在动词变化上,要弄出多少名堂。西方语言这个茍分动词的时态,很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以时间观念为主,所以西洋绘画考究明暗烘托,物必有影,而光影正是时间。中国绘画不画物影,也不分晨昏,似乎一切都在时间之外,像中文的动词一样。
除英文外,西方许多语言更爱把无辜的名词,分成阳性、阴性,甚至中性。往往,这阴阳之分也无理可喻。中国人把天地叫做乾坤,又叫皇天后土。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也都把天想成阳性,地想做阴性。法文和西班牙文都把山看成阴性,河成阳性,不合中国人的看法。在德文裏,山和河却都是阳性。一般语言都把太阳叫成阳性,月亮叫成阴性;唯独德国人拗性子,偏要把太阳叫做dieSonne,把月亮叫做derMond,简直是颠倒乾坤。
西班牙人把春季叫做laprimavera,其他三季都是阳性。义大利人把春夏都看成女人,秋冬则看成男人。这些都是多情的民族。法国人把春夏冬都派成男人,唯独秋季可阳可阴。德国人则绝不通融,四季一律是阳性。单看四季,已经乱成一团,简直是「瞎搞性关係」。中国人常把燕子来象徵女性,说是「莺莺燕燕」;在法、德、意、西等语言裏,燕子也都是阴性。连英国诗人史云朋在名诗「伊缇勒丝」裏也说:
燕子啊我的妹子,啊,妹妹燕子,
你心裏怎么会充满了春意?
一千个夏天都过去了,都逝去。
可见燕子做女人是做定了。不过她带来的究竟是春天还是夏天,则未有定论。英文有一句成语:「一只燕子还不算夏天」(Oneswallowdoesnotmakeasummer。),意指不可以偏概全。西班牙人也说Unagolondrinanohaceverano,这都是认为燕子带来夏天。法国人和义大利人却说文是:「一只燕子还不算春天」。法文是Unehirondellenefaitpasleprintemps;意文是Unarondinenonfaprimavera。这想法倒跟中国人相同。奇怪的是,西班牙和义大利的纬度相等,为什么燕归来的时节不同?
西文的蛮不讲理,以花为例,可见一斑。西班牙文与义大利文同样源出拉丁文,可谓同根异叶,许多字眼的拼法完全一致,或者近似。然而「花」在西班牙文裏(laflor)是阴性,在义大利文裏(ilfiore)却是阳性。在西班牙文裏,同样是花,玫瑰(larosa)是阴,康乃馨(elclavel)却是阳。中国人会说,既然都是娇滴滴的花,为什么不索性全部一律派做阴性?其实,这阴阳之分不过取决于字面:玫瑰以a结尾,故阴,康乃馨以l结尾,故阳。春天是primavera,故阴;夏秋冬(verano,otono,invierno)都以o作结,故阳。如此而已。问题是,当初为什么不叫春天primavera,不叫康乃馨clavela呢?中国哲学最强调阴阳之分,本来也可能掉进这样糊涂的「性关係」裏去。像好太极图分阴阳,中间一条柔美的曲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阴阳相抱,不是一条决绝的直线。中文的块字也不分阴阳,对我们那些严内之防的祖宗,也没有造成什么不便。当初只要仓颉博士一念之差,凡字都要一分雌雄,我们就惨了。也许一天到晚,都得向西方人那样,奔命于公鸡母狗之间。
英国人比较聪明,不在字面上计较雌雄,但是在代名词裏,潜意识就洩漏出来了。所以上帝和魔鬼都派男人去做,不是he便是him;国家和轮船就充满母性,成为she或者her;而不解人道的小朋友则贬为it,于无生物同为混沌。
西文裏面还有一层麻烦,就是名词的数量。文法规定:动词的数量要向其主词看齐,但是许多场合却令一般作者举棋不定。单数主词与述词中的複数名词之间,如果是用联繫动词,一般作者就会莫知所从,有时竟喧宾夺主,写出TheonlythingthatmadeitrealweredeadLegionnaires一类的句子来。用all和what做主词,也会因为述词裏的名词是複数而误用动词的数量,例如:WhatJaneisclutchingtoherbosomarefourkittens。此外,oneofthefewwritersinthecountrywhohasmadealivingbeingfunny之类的错误,也常有人犯。None做主词的时候,该用单数或複数动词,也迄无定论;中间如果再夹上or,就更要命。巴仁就指出下列的句子:None,oratleastveryfew,wasusedbeforethewar。是错误的,因为was应改成were。这件事,在大诗人之间都不一致,例如朱艾敦的名句nonebutthebravedeservesthefair(唯勇士可配美人),用的是单数;但是惠特曼的句子havefoundthatnoneofthesefinallysatisfy,orpermanentlywear,用的却是複数。最惑人的便是剪刀(scissors)、风箱(bellows)、眼镜(glasses)等物,明明是一件东西,却必须要用複数动词。所以不能说Whereismyglasses?
中文的名词和动词完全不理会单数複数,来去毫无牵挂。中文说「墨西哥的建筑物很有趣」,完全不标数量。英文说Mexicanbuildingsareveryinteresting。西班牙文却要说Losedificiousmexicanossonmuyintersates。英文裏只有两个字表示複数;西班牙文裏却要用五个字,连冠词和形容词都得跟着变。在中国人来看,这真是自讨苦吃。
比起来,还是中国文化看的开些──阴阳不分,古今同在,众寡通融,真是了无绊碍。文法这么简便,省下来的时间拿来做什么呢?拿来嘛──西方人作梦也想不到──拿来推敲平仄,对对子了,哈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