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老师,别提这些吧,”陈灿英以为仇老师是不满意某些同学的背后议论,“你不是说今天还要讨论诗社的事吗?”
“你让前面那些同学等一等吧,”仇道民对诗社的事已经考虑好了,他现在认为,由团支部牵头,诗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办,形势毕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觉脱口赞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多么的好!”
大自然对生命具有强大的启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谈起了诗与自然,诗与社会,诗与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关系。
“曾明武——你们别太走快了,”陈灿英跑着去招呼走在前边的同学,“等一等大家吧,还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谈的却是另外的话题。他们刚才在一户农家讨茶喝,有个聋老头把曾明武当成去动员他入社的干部,他一脸不高兴,口里骂骂咧咧地:“查,查,就剩个裤裆没查过,把什么都查到社里去了!”这便引发了同学们关于合作化办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的争论:
“我们那里也有人对合作化不满,说土地刚回老家,屁股没落板凳又让人拉去合作了,媳妇进门就闹离婚,这媒婆光会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干部喊出来的,农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愿。我们那里有个死顽固,他日夜把土地证揣在怀里,干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证,阴阳怪气的问:‘这上面的名字没弄错吧?土地是我的,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心忧呢,快别白操这份心了!’干部们没办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庄稼没有水,他只得去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灌溉,坚持了一个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干部说:‘我用土地证跟你换担水桶吧,这回我是心甘情愿了!’不识时务的人还多呢!”
“搞社会主义不强迫也不行,去年我们那里粮食减产,干部们为评模范,认多了统购任务,结果弄得好些人没饭吃,余粮户又不肯交出余粮来,干部们去搜也搜不出,你们说粮食藏哪里去了?有的把竹节捅开,把米装进去,拿它搁在牛圈顶上,谁能料到?有的干脆把粮食藏到屋后的岩洞里去了,他们自己不说,鬼也猜想不到,搞社会主义不搞强迫还怎么行?”
“搞强迫叫社会主义,你这才叫怪话!”
“这就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众的觉悟。”
“陈灿英叫你别走快了呢——企图一个早晨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不可能的,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做梦。”
“胖子来了!”有同学望着陈灿英手上搂着衣服,满头大汗地跑着追上来,胸脯一颠一颠,“你们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 ”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么,无聊!”
“同学们刚才是谈农业合作化,”曾明武说,“诗社的事回学校去说不行?”
仇老师与其他同学也走了过来,彭石贤建议:“我看还是去青草坪好,从围墙的小门进去就行。”
大家都赞成。于是有同学抢先跑过去爬围墙,从里面开了围墙门。这小门不常开,蒿草荆条长得与人一般高了。同学们好不容易拔开一条路,在一块开阔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几个好玩爱闹的同学连翻几个筋斗,说这里简直是个洞天福地。
陈灿英首先说了学校团委要求学生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的意图,还说这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彭石贤不善于长篇大论,他原先办诗社要说的话现在却没有了。
仇道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诗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又因为他提出诗社负责人应该自由选举,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让让,结果大家一哄便通过曾明武担任诗社社长,陈灿英与彭石贤担任编辑。
在讨论给诗社定名的时候却出现了争论:
“据我看,青年诗社,时代诗社这类名字太常见,太俗套,给人一种顺手捎来的感觉,不如叫学子诗社,学子,历来就包含着敢担道义的意思。”
“过去叫学子,现在不就是叫学生?何必来个古腔古板?要担道义就叫正义社或真理社。”
“你还打算出份真理报?那不如出人民日报,就叫新华社好了——社名应该含蓄一点,讲点文采,我看可以叫先忧社,取‘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话的含义,忧国忧民是诗人的天职。”
“更不行,现在你忧什么国,忧什么民?让人说闲话。”
“怕什么闲话!怕闲话还写什么诗?我们讲爱国爱人民,难道这‘爱’就不包含忧国忧民的意思?”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就是叫匹夫社别人又能怎么说!”
“谁能把你怎么样?即使叫农业社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可是,这不是给诗社扫兴么?我看还是叫它双百社吧,这样才符合当前的形势。”
“那叫它歌功社或者颂德社会更符合形势。。。”
“都别争了。”仇道民见同学们越说越远,便从中调和,“取社名就像给人取名字一样,不算第一位的事。我看重要的在于内容,关键是今后大家一致努力。当然,能有一个恰切而又新颖一点的社名自然更好——鲁迅有篇文章,写了个叫百草园的地方,那是他儿时眷恋不舍的一角自由天地,诗是童心不泯的感情世界,我们也可以把未来的诗社当作这样一片自由园地。你们看能不能借用百草园这名字?”
“百草园——”彭石贤得到启示,“那何必借,我们叫这里作青草坪,就用青草坪诗社这名字,留个纪念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