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的电视在放一则反贪腐的广告。一个看起来很气派的中年男演员,对着伸过来的红包,义正词严地说:“不!”
柯宏志心想:多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认为坐地铁的人会经受贪腐的诱惑。
地铁减速,门开了。柯宏志想:先关列车门,再关外面的屏蔽门,这很容易让被挤出车厢的人坠落隧道,前不久好像就有人这样死了,在跌落和被碾碎的瞬间,他在想什么呢?必死无疑的确定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为了防止自杀的设置,反而让地铁变得更危险了。自杀,跳轨自杀或许是需要决心最小的一种自杀方式吧。人在站台上,风从脚下吹过来,列车就要进站,车灯从一团橘色的雾变成越来越清楚的小点,真想跳进去……
柯宏志这样漫无边际地想着,忽然发现地铁窗户上映出对面座位上那个女人的脸,四十多岁,蜡黄的、毫无生气的脸,她怔怔地盯着自己的镜像,带着惊奇,好像等着看这张蜡一样的脸何时一点点融化。
女人太过专注地看着自己,以至于没有发现身旁熟睡的男人快歪倒在她身上了。那是个年轻人,外套上印着巨大的“CK”两个字母,两手局促羞涩地放在两膝之间,头却不自觉地往旁边倒去。柯宏志猜他是那种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人,要回到住了二十多个人的出租屋去。他采访过这类人群,他还记得稿子的最后一句:“社会应该反思,如何给这些城市的陌生人以生存的尊严?”很铿锵有力,可当“城市的陌生人”变成地铁的邻座时,却很难有那种愤怒而悲悯的情绪了,只想两人中的其中一个赶紧下车。
车厢太安静了,不是睡着的那种安静,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那种安静。是因为现在地铁乞讨卖唱要罚款了吧。刚和唐鹏吃晚饭时,唐鹏说:“禁得好!那些卖唱的太烦人了。”
柯宏志说:“乞讨也是一种表达,他们违了什么法?”
唐鹏说:“他们装弱势群体,获取大众同情心。”
柯宏志说:“碍了你什么事?你最近一次坐地铁是什么时候?”
唐鹏不说话了,可不知道心里怎么咒骂着,真是,愚蠢的中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毫无同情心,哪怕看见人在街角快饿得死掉了,也只会快步走开,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唐鹏这类人从来没读过《物种起源》,却认为穷人都是社会对劣质基因的淘汰。柯宏志有时写着稿子,想到读者是他们这种人,难免会突然悲哀起来:自己想唤醒他们还是改变他们?欺软怕硬的中产阶级。
唐鹏原来很清秀的,窄窄的脸,阴郁的大眼睛。近几年发了胖,摇头的时候脸上的肉一直在抖动,唐鹏说:“嗳,那次事故之后,你就太愤世嫉俗了。凡事,都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他把“那次事故”几个字加了重音。
和那次事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从来也不是一路人。
唐鹏曾崇拜过柯宏志,努力去靠近他的精神。柯宏志毕业那天请客,唐鹏喝醉了,攥着柯宏志的手在深夜空荡的校园里大喊:“务虚浪影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
好几年过去了,柯宏志看到唐鹏的一张照片。已经是部门领导的唐鹏带领着全部门的员工打鼓,为某次销售战造势,站在上百面红色的大鼓前,他腰间和额头都系着大红绸缎,被摄影师捕捉到了最亢奋的表情。早就不是大学里那个瘦弱的男生了。
一个人逐渐长大,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一些曾经在生命中非常亲密的人,如今分道扬镳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不断告诉自己“友谊地久天长”根本没什么好处,搞得双方都很痛苦。
到站了,柯宏志跳上站台,地铁又急速往前开去,车上的人面部连最微小的变化也没有。他忽然有种古怪的感觉,觉得他们一个个都死了。
地铁口,有个很瘦的年轻人蹲在地上,面前放了个纸箱子,箱子上写着“相信未来,创造未来。原创诗歌,10元1首”。箱子里放着一沓A4的纸,柯宏志翻了几首,满目“故乡”“姑娘”“远方”,选不出一首像样的,可还是往箱子里扔了十块钱。
走了几百米,他还在想那十块钱,到底是帮了这个年轻人,还是让他继续沉湎于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反而害了他?这些纠结要是被唐鹏知道了,他肯定会想:“到底是穷,十块钱都能琢磨这么半天。”
是自己没钱、没用,才会害得……
柯宏志发现,他越是强迫自己的思维无休止地狂想——以便绕开那件事,结果就越绕不开。他周围的人也是,和他相处时,一个个像骑自行车的时候一直提醒他不要撞到街边的垃圾桶,结果越小心地提醒,他越准确地重重撞上去。
他住的楼就在前面了,他能看到自己黑色的平角内裤飘荡在四楼的阳台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樊怡盘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身影。
这时,手机响了,是朱晓阳的短信:“我受够了,你根本没有为我们的感情努力过。”
柯宏志知道,自己必须做决定了。他做了一件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常出现的行为,他蹲在地上,毫无征兆地大声哭泣起来。
第二章
樊怡在沙发上坐了一个下午加上一个傍晚,电视里的欢笑一点儿也没有感染到她。
冰箱里有中午吃剩的鸡腿,厨房的橱柜里还有过年的时候买的干香菇,可以下个鸡汤面。在脑海里,她起身、泡香菇、把鸡腿化冻、切丝;起身、泡香菇、化冻、切丝……然而,她一动也没有动。
她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随即传来塑料拖鞋在地板上发出的“吱呀”声,脚步声在她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