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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这年冬天，光绪和隆裕“奉安”，在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辛亥后曾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事。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朝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一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在致祭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礼。孤臣孽子梁鼎芬一时大为兴奋，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穿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得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给弄得莫名其妙。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点着孙宝倚，嗓门越说越响：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这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后来梁师傅一谈起这幕活剧时，就描述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凛然退刺客”，可算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迹。他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在紫禁城里，这时再没有人提起搬家的事。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还特地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他带回的消息更加令人兴奋，因为袁世凯是这样对他说的：“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这都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做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师傅当时的说法是：“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师傅的话，好像总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私下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里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宫保”这里所能看到的也只限于此。因此，紫禁城里的人就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到了复辟年的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证明了这种“审慎”确实颇有见地。

风头之变换，始于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朱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不少人便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进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不过人们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咎”这样奇怪的话，而宋育仁被递解回籍时，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门的酒宴迎送，叫人弄不清他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①，继而又有“筹安会”②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是什么辟。风头所向弄明白了，紫禁城里的气氛也变了。

①古德诺原为美国政治大学教授。他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共和与君主论》，胡说什么“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作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理论根据。

②筹安会是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御用机关，由杨度建议，吸收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成，为袁称帝进行鼓吹和筹备工作。

我从响城中听见中南海的军乐声，就是在这时候。那时，三大殿正进行油缮工程，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脚手架上油工们的活动。张谦和告诉我，那是为袁世凯登极做准备。后来，“伦贝子”（溥伦）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接着他又到宫里来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心酸、悲忿，也引起了我的恐惧。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历史上的例子可太多了，太史公就统计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哩！

在那些日子里，乾清门外的三大殿的动静，牵连着宫中每个人的每根神经。不论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看看关系着自己命运的油缮工程，是否已经完工。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给以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壁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所以没有拿去。

这时毓庆宫里最显著的变化，是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他在太妃那里竟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搬指之类的玩艺儿。每逢我说话提到袁世凯的时候，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暗示我住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看见窗外已经没有了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神秘地对我说：

“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见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他解释说，这是说我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一切都是吉利的，告诉我可以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使用过了。因此，他乐观地做出结论：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何况优待条件藏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害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即”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内务府大臣们在算卦之外的活动，他们虽没有告诉我，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们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种交易，简单地说，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认优待条件。内务府给了袁一个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这个公文换得了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

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后来都见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令”